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一些人与上帝相遇的奇妙事例，当事人毫无疑问地确信，全能的上帝要改变他的人生方向。

摩西看见上帝在荆棘丛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听见上帝命他离开牧羊这个相当安逸的工作岗位回到埃及(他在当地仍是被通缉的杀人犯)，向法老传达一个不受欢迎的信息，并且带领散漫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到一个未知的应许地(出3章)。而当时他在当地仍是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

当扫罗正要去缉拿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与他相遇，使他脱胎换骨变成保罗，后来成了基督教历史上最杰出的宣教先锋和神学家(徒9章，22章，26章)。

出身农家的基甸，突然被上帝差派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士6章)。

村夫阿摩司一直在他熟悉的伯特利传道，但上帝却吩咐他离开，他后来见证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摩7：14-15；参耶1：4-8；结2-3章)

我们把这些使人完全改变的上帝与人的相遇称为上帝的呼召是很恰当的。然而，这些始终是罕有的事例，并且因为蒙召者往后的侍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但圣经却没有暗示记录它们是为了确定一个通用的模式。

可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福音派信徒每当要做重大的决定(特别是关系到事业和婚姻)时，都普遍期望得到这类惊人的启示。他们期盼和祈求上帝给予某种超自然的指示，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在未得到这类指示之前，他们觉得只可以说：“嗯，我还未领受到上帝的引导。”他们究竟期盼得到怎样的指示呢?至少，要让他在众多选择或可能性中强烈地感受到某一个才是他的“正确”选择。

然而，他们期望上帝在这类事例中，用特殊的感觉、异象或声音来引导他们，是否真的合理呢?上帝带领摩西、保罗、基甸和阿摩司去做一些他们连做梦也没想过的事，因此，唯有透过一次具体的上帝与人的相遇，上帝才可以吩咐他们去完成他所委派的任务。至于要与谁结婚、是否奉献作传道人或移民等决定，却很难归入这个类别。期望上帝用特殊和超自然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做这类决定显然是错的。

我们所质疑的，并不是做了正确决定后所获得的稳妥感；我们的重点是，即使面对一些影响重大的决定，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期望——和实际上要求——上帝以某种形式直接把他的指示告诉我们，也就是此处所讲的“超自然”。

当然，这种期盼如果是错的，它的结果便注定是不愉快：困惑、懊丧、罪疚、犹豫不决、极之倚赖内心的冲动，到头来却只能随便做个决定——全因为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赐予这类超自然的指示。错误的根源似乎有两方面：

(1) 心底里不信任基督徒的理性思维，认为它不足以思考灵性上的事；

(2) 过度倚赖突如其来的强烈情绪——不管是情绪高涨还是情绪低落-—来显示上帝是否喜悦这件或那件事。

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几乎是迷信自己会如何感觉和有什么感觉的先存观念，不仅不是属灵的标记，反而是一种怪癖，是源于西方文化浪漫主义运动的带点滑稽的衍生物。

同时，我们还要对基督徒的理性恢复信心，纵然这种以圣经为基础的合理思考并没有超自然的标记作为糖衣包裹着。恢复这种理性思考，也就是归回基督教世界在感染这“感觉至上”的病毒之前回应召命的方式，尽管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已经沿用三百多年了。恢复这种思考方式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反之，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承认尝试其他方式失败后，才回归先前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方式。我们必须明白这点。

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基督教的教师不会这样谈论事业的抉择，但是，从他们招募日后的教牧人员的进路看，他们会明确认同应该根据以下两个问题做出事业的抉择——首先，你的处境容许有哪些选择？其次，在各种选择中，哪项最切合你的兴趣与能力？

当时的年轻人，也许绝大部分都受制于家庭和难以逾越的社会阶层；对比之下，我们今天却有数之不尽的选择。此外，在神圣的婚姻关系上，当时主要是父母安排，多多少少属于包办婚姻；相比之下，今天则是由男女双方自由选择结婚的对象。

不过，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方式却大抵没有改变。我们应当这样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祷告：“倘若我投身的行业将成为我的终身职业，求你让我清楚知道哪个行业我可以快乐地从事一生。”在婚姻方面，我们也应当这样祷告：“求你让我清楚知道，哪个对象我能够忠诚而全心全意地钟爱一生，以使我们两人能长相厮守，至死不渝。”

当上帝回应这两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便按所求的清楚知道，伴随而来的内心平安则表示：”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了；现在你知道了，可以马上行动。”

在这之前，你已经在主面前权衡各种利弊，或许也审慎地聆听了别人的意见，如今经过祷告之后，你便从主那里得到理性上的清楚印证，事情便这样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