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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渴望决定了人经验的范围、见解的深度、判断的标准,以及选择价值观的责任。渴望对于人生的影响极大,扭曲的渴望会使人陷入绝望、耽于感官。本书辨析了什么是扭曲的渴望,帮助我们认识到,偶像崇拜、成瘾、浪漫之爱和理性主义都是虚空的,不能真正满足人心的需要。人心真正渴望的是永恒,唯有与那位永活至圣者建立关系,人心的渴望才能获得真满足。
第11章 上帝的儿女:为今日而设的象征(上)
——尼撒的格列高利,《摩西的生平》
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从灵修神学历史的角度来思考基督徒生活的象征。但是,今天的象征又如何呢?有没有某种象征来表达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灵性挣扎呢?
没有任何象征比上帝儿女的象征,更能彻底地抓住基督徒生活奥秘的核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以一个婴孩的形象,即婴孩耶稣的形象,将自己显明出来。“婴孩”这一象征之所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位格化程度的象征,是因为位格关系极其深刻地构成了上帝本质的一部分。正如使徒约翰所说:“上帝就是爱。”
今天,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深陷于童年时代后天习得的绝望与痛苦中不能自拔。想到此,我们或许会觉得人根本无法逃避过去。我们社会中飞速发展的心理咨询行业便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已经对童年经历带来的情感匮乏和痛苦有了新的洞见。
正如社会良知对十九世纪早期邪恶的奴隶制度有所觉醒,照样,今天针对虐待儿童问题也有了一种新的普遍的觉醒。当美国内战对奴隶制提出挑战,并扫除了种植园经济基础之后,美国南部各州的社会根基,不管是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被动摇了。我们一旦对童年时代的脆弱有了一种普遍认识,那我们这些身处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身上同样也会出现一种剧烈的变化。就连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已经看到,他的女儿将自己父母对她情感上的否定和漠视“公之于众”。
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Nyssa,约332—395)很早以前就认识到,长大成人意味着要对我们自己的童年时代承担起责任。虽然“重新抚育”(Reparenting)对心理治疗而言是崭新的前沿技术,然而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已然说过:“我们必须重生。”我们需要第二次机会,需要第二个童年。我们的第一次出生并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也不应该背负着我们前几代人神经官能症的“家庭阴谋”生活。格列高利论述说,在基督里,新生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用一种属灵方式,“我们成为......自己的父母。”这种属灵的生命(或者说epektasis)需要持续成长,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回忆以往的生活过程,从而在未来活出一种被赦免的生活,活出更完全的自我。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与透过生死轮回来允诺我们有一种新生命的所谓“宝瓶阴谋”(Aquarian Conspiracy)丝毫没有关系。有一点对中国艺术的嗜好就会受到蛊惑,误以为自己是中国明代的朝臣;或者若某个人对自己妻子不忠,那他的前世就是亨利八世。不是的,更切合实际的做法就是,对我们童年时代的情感线索进行考察,并重新把它们编织到一幅新的织锦当中:不是描绘人类失败的织锦,而是一幅上帝慈爱的织锦图;在这份爱中,我们乃是上帝家庭的一员。
我们面临一项至关重要的抉择:到底是要生活在一种非位格化世界中,孤独地自谋生路;还是要生活在那位本身是爱也是所有位格存在源头的上帝的覆庇下?这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埃及人试图残杀以色列人的男婴,但摩西却被自己母亲秘密地藏在芦荻丛中。格列高利在他所著的《摩西的生平》(Life of Moses)中评述说,之所以要把埃及人中所有头生的杀死,“因为有必要摧毁邪恶的长子”。在耶稣的童年时代,希律王之所以命令杀婴,乃是要确保这位圣婴也被毁灭掉。
今天,世俗主义就是根据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位格化世界中这种规则来运作的,心理学同样也假设个人健康可以不诉诸一位位格上帝来实现。格列高利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当今的人文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亵渎上帝的邪说诚然是徒劳无功的,虽然它一直处在阵痛中,却从未生产。”我的一位朋友心灰意冷地认识到,他越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自己,就越为自己画地为牢,并且为自我孤立掘了更深的坑,以致不能给他的人际关系带来任何医治。堕胎,对一个自我沉溺的社会来说诚然就是“对无辜者的残杀”,同样也象征着生活在一个非位格化世界中的人与视每个人(包括未出生的孩子在内)的尊严为宝贵的人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奇怪的是,童年时代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并未受到人们多少关注和理解。在中世纪的艺术中,儿童仅仅被描绘为一个被矮化了的成年人。只有到了十七世纪时,我们才第一次有了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玩具和衣服的证据。当然,那个时代的清教徒和敬虔派很强调家庭的价值,“家庭的经营”(domestic economy)一词首先被用来描绘家庭的宗教培养,只是到了后来才赢得了一种作为国家经济管理的世俗意义。在家庭敬拜和照顾孩童的背后,是耶稣对小孩子们的态度: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18:1—5)
当耶稣将一个小孩子放在门徒面前时,他们想把小孩子赶出去,而没有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讲,耶稣就是那个小孩子(约3:3—4)。为了更新我们自然的渴望,他将一个小孩子放在我们面前,作为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象征——其实也正是新生命的实际样式。
当耶稣挑战宗教专家尼哥底母时,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并没有明白这一观点,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人的头脑仍然无法明白“新生”这一概念,不能明白它是上帝赐下的属灵生命。接受一个新的童年,这种观念对尼哥底母来说实在太难以接受了。我们心灵的渴望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我们今天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一个事实扭曲了:即我们将生命视为一套需要解释并为之辩护的思想体系,或一个由组织好的活动填满的时间表。这就产生了一种由市场价值观主导的人格,这种价值观对灵魂的友谊(soul-friendship)或者说上帝的位格的本质知之甚少。这种思想体系不认识作为“孩童”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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