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人的天性岂非都倾向于相信那些能满足我们渴望的事物吗？

——米格·德·乌纳穆诺

“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住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看不见他？”小孩子提出的这些问题很自然会让大人蹙眉，因为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但是，孩子们却有这种能力，就是他们在没有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仍然能生活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不管我们相信上帝与否，他都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之内。我们所能知道的不过如此：他存在于我们未曾探索的地方。因为这一原因，上帝很自然就会作为问题出现。

在许多宗教中，“神灵”都是作为“太初”或“超越者”而存在的：显然，上帝与人的生死息息相关。但是，上帝同样也与人的价值观，即何为有价值之事，何为有意义之事，何为可爱之事息息相关。因此，当我们彻夜守候在一位病入膏肓的孩子身旁，或是踟蹰在海边的沙滩上，或是观赏一朵小花精美的花瓣时，我们的心灵都会受到触动，追问关于上帝的无解问题。

对哲学家来说，有两个核心问题：“事物何以会存在，而非空无？”“事物何以如此存在，而非以别的方式存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给出了一个答案：“万物之终极原因谓之上帝。”

原始神明

最古老的宗教似乎都是多神教。对于早期部落多神教，人们提出的一种批判就是它将人和神都贬低了，因为人的眼睛没有去仰望那位“绝对者”，而是偏向了尘世间有限的事物，就是被竖立起来的众神偶像。这就是《诗篇》作者所嘲笑的那些偶像，他说：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115:4—8）

如此这般的偶像崇拜既贬低了崇拜者，也贬低了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其结果就是人内心天赋的渴望日渐萎缩，变成了污秽和迷信的东西。当部落之间的征伐同样带来了部落神灵之间的斗争时，战争就具有了合法性，甚至为人们所憧憬。

另一种针对上帝问题的回答是泛神论，即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崇拜。这对那些渴望一种超越物质世界意义的人来说显得很有吸引力。但是，泛神论在将人淹没在伟大的“它”中时，就使人失去了位格。他们不过是变成了世界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浩瀚宇宙中的一粟。尽管他们似乎被淹没吸收，进入到了这个非位格化的绝对者中，但这不过是对人的骄傲的一种粉饰：隐藏的人性此刻被放在了与众神同等的地位上。

泛神论扭曲了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它剥夺了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按照上帝形象受造，好与上帝相交，也因此有人特有的尊严。泛神论或许反映了一种超越的渴望，但它的“绝对”只是一种伪装，上帝的独一与圣洁属性却无处可寻，对人的明显抬举实际上不过是对他们道德的贬低而已。在这种由事物建构起来的模式中，既没有为人的谦卑留下任何余地，也没有为探求终极价值留下任何余地。人不可能被作为能以爱回应其创造主和主的道德行为主体来对待。

在泛神论中同样也有一种政治层面。这可以从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加阿兹特克（Inca-Aztecs）文明中对秩序和统治的追求中窥见一斑。帝王的统治被解释成将神圣的宇宙秩序赋予人类社会的工作。借着这种论证方式，帝国被视为芸芸众生得在其中与自己神灵和谐生活的唯一统治形式。政治失序毫无余地，因为这会摧毁神灵为万物所定的秩序。紧张、惶恐与焦虑是这类信仰的特色，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秩序江山永固。更有甚者，他们不可能跨越民族界限，放诸四海而皆准。正如一份巴比伦文献所述：“方是之时，王道垂自高天，落归埃利都（Eridu）。”创造不过是被视为对人间万物的秩序和统治的恢复，而不是从无中创造万有。

当政局出现动荡之时，人们就会越来越混乱。《思考自杀者与灵魂之变》（Dispute of a Man who Contemplates Suicide with his Soul）是一篇创作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诗歌。它讲述了一个人被他所处时代的混乱弄得绝望，进而考虑结束已经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故事。但是，最初他必须与这种试探做斗争，因为生命难道不是诸神的恩赐而并非自己做主可以任意取走的东西吗？随后，他就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无人能死而复生，因此又有谁能晓得死的情形如何呢？当传统信仰和怀疑论都不能给他慰藉时，他就要被迫迎头面对这种痛苦，并承认他的苦难是从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对待生活的方式中产生的。

这与今天许多人面对的困境并无不同：他们要毫不质疑地接受一个没有思想、不关心人痛痒的社会吗？还是说，要变得超脱和愤世嫉俗呢？任何一种方式都会导致人的疏离状态：

此情今朝向谁述？人生聚首皆恶苦，朋友一场不相顾。

此情今朝向谁述？人情脸面去不复，同胞相见状甚苦。

此情今朝向谁述？人心欲欲怀不平，旧人作古行影孤。

在一个被魔鬼辖制的社会中，人已经失丧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