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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婆婆,67岁,鼻癌正进入第二期放射治疗,累积效应使她的痛苦增加,她说她要放弃了。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亲人陪她来看病,她说丈夫早过世了,只有三个儿女,他们各忙各的,她也是不能有诸多要求的。她说她住在黄大仙,往返交通颇为曲折,有时接受治疗后感到有点虚,曾在过马路时晕倒在路中心,也不敢告诉儿女。
“他们知道后,就一定会请假来陪我就诊,手停口停,无谓累人累物啦!”她说的时候是脸带笑容的,并且加上一句:“都六七十岁啦,看够吃够了,我不想再来了。”
李先生,人高马大,长得颇有男子气概,是驾驶货柜车的,患的也是鼻咽癌。治疗进入第四个星期,他仍没有辞掉工作,只是每天申请病假来接受医治,到第五个星期就给老板炒鱿鱼了,理由就是太多病假。他没诉苦,事实上他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静静地来,静静地去。病友主动与他谈话,他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着,我相信那份工作对他的家庭很重要。他的缄默使我想起一只黄昏归巢的雀爸爸,窝中黄口啾啾而鸣,雀爸爸却是什么都没有带回来,只有满脸的疲倦与无言。
张弟弟,约八九岁,不知道肿瘤是长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是在另一直线加速器治疗室接受治疗。他的头发脱光了,脸色相当苍白,大概是打了抗癌针的结果,是血癌中的急性白血病吗?那是儿童癌病的主症。
注意他,是因有一次他从病房被带下来医治时,哭得很厉害,而且也很长久。不知是因身体的病痛,还是想念爸妈,因为每次见他都是独自一人。奇怪的是,他只是哭过那么一次,以后见到他都是颇快乐的样子,仍然是一个人,身旁没有爸爸妈妈。
严公公,70岁,五年前医好的癌症今天复发,且已进入末期。他家住屯门,在沙田就医,每天要花4小时来回,仍然平静地等待着……
这些故事可以继续说下去,故事的主人翁都有一些共通点: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也都没有埋怨。或是认命,或是简单地接受(不是认命,也不是不认命),只是看健康与患病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都只需要平静地接受,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言辞的润饰。
病友那份沉实地应付生命逆境的勇气叫我想得很多,特别是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给宠坏了?就像一个富户人家给宠坏的孩子那样,完全不能应付人生真实的风雨?
不是吗?刚信主的时候要参加团契、主日学和崇拜,引起家人不满,埋怨地说了几句,我们便在团契诉苦,说被家人误会反对。团友则鼓励说,为道受逼迫,要刚强,要持守,并且应允恒切为他祷告!一个不信主的人若要加班工作,或沉迷于一个新嗜好而被父母责备几句,她会找朋友诉苦吗?说父母逼迫她吗?恐怕她会做的,就只是买几样小食讨他们欢心,或向他们撒撒娇就摆平了。我们基督徒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想到耶稣基督,在候诊的时候我想到祂,躺在床上接受放射治疗,口中含着过大的保护胶而想呕吐的时候也想到祂,我想祂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会因为有特别的身份而提升祂的自重感吗?祂会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前景而加强祂的自我意识吗?祂会把自己的际遇放大数倍来使之有价值吗?或是不断把内心的感受强化并邀人一起参观,使之成为有意义?
恐怕都不是,耶稣基督一直是以无比的实在来走生命的每一步,常常刻意回避不知底蕴的群众,拒绝不成熟的群众感情,又爱在山岭与旷野间单独一人参悟自己的命运,凝聚所需的勇气,然后才步入尘世。多少日后被绘上喧闹缤纷的画面,当初都是一段寻常的经历,就像祂来到马槽的那一夜和在园外面对罗马兵丁的一剎那,祂他总是用那种寻常的态度来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没有敲锣,没有嘶叫,只是一步一步地,甚至不问下一步是成是败,就像走上十字架的那一步——噢,我明白了,这岂不正是信仰所赋予的生之勇气吗?这是一种真真实实地承担的勇气,不是叫人停下步来,一齐留意你预备或可能预备去承担的把戏。
信仰若不能使我们更有勇气去承担人生的风雨,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难道它仅是叫我们痛苦时有可以唉哼的言语?
或只是帮助我们自己行动时有方便的借口?
道成肉身的意思岂不正是真理已经变成为事件?
那么现今一些必须成为事件的真理,为什么我们一直用“属灵”的理由来使它永远只停留在说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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