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看到了在大陆出版的龙应台女士的一本书，封面上几个赫赫的大字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好家伙，不必等到读完全书，单单是这书目，就先声逼人，令人触目惊心了。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受她的启发，一个标题跳到进了我的脑海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其实，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疑问了，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中。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也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就连“悔改”这个词的来路去路也不清楚，我那时熟悉的是一个佛教的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忏悔。

       那时，我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令我思考起忏悔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当官的陆续被“解放”出来，又官复原职，或者官升一级、两级。也听到了他们控诉“四人帮”是怎么怎么地迫害了他们，听了几年，听来听去还是这一套。渐渐地我怀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的吗？

       那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的那三、四千万人是谁之罪？一九五七年那五十多万被打成右派的又是谁之罪？还有那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究竟是谁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扇风点火并推波助澜的？

  多年后，才看到了巴金写的随想录，是忏悔的，但是从人出发的，并且面对的也仅仅是人。再后来的后来，看到了颇有名气的文人宣告：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最近，文坛上又有了一场争论，焦点竟然也是忏悔。

  令我惭愧的是，二十年来，当我因许多害人者拒不忏悔而愤愤不平时，当我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忏悔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需要忏悔，更不知道悔改为何物。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信了主耶稣，我才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我不需要悔改吗？我当然希望那答案是“不”。

       但是，我那不安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承认：我必须悔改。这不仅是因为我也参入了那一场人类的浩劫，而且因为我是人，是一个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的罪人。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胞一再看到，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华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许多日本要人至今依然拒绝为此向中国人民道歉、忏悔。对此，我们常常感到义愤填膺。

       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中国人自己整中国人、害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样的事还少吗？还不严重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著民族灾难与历史的黑暗时，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呢？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每一个人，整个的人类，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是我们背离上帝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从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我们的罪孽结出的苦果。

       但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人哪，你不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我们中国人已经远离了上帝，如何能悔改？

  即使是新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也认为，虽然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也没有一独立的祭司僧侣传统，但是，中华民族并非先天地就缺乏宗教精神。中国〈诗〉、〈书〉中之重视上帝或天之信仰是非常明显的，而此之天也就是人格化之上帝。同时，祭天地社稷之礼，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重视(见〈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这样的观察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民族一样，我们的先人，特别是创造了中华文化的那些圣贤们，他们是敬畏上天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存在，这存在在暝暝之中主宰著天地万物和人生。这些圣贤们竭尽一己的智慧和心力来寻找、认识这种存在，并且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将其概括为：“天”。或者“帝”、“上天”、“上帝”、“神”。民间的说法则是：“老天爷”“老天”，“天公”。

  一部中国哲学，中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天人之学”，恰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

  据冯友兰的研究，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冯说：“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一部〈论语〉中，“天”是最高范畴，单言“天”字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说的有十二次半。孔子的“天”，基本上是“ 主宰之天”。

  面对这样的“主宰之天”，我们敬虔的先人的基本态度是：敬天，“畏天”，绝不“欺天”。〈书经〉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正是基于人当畏天、不可欺天，才有了孔夫子的名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那话的重点觉得不是说祷告没有用处，而是说人不可以得罪上天。人若得罪了上天而不改过，那么，他无论用什么话来巴结上天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中国的圣贤与犹太先知和基督的门徒不同，后者的共同经历是：太初有圣言(道)，上帝的话临到我；而前者的共同经验是：“天不言”。“天”没有直接对圣贤们说话。可天虽不言，却如孟子所说“以行与事示之(万章)”。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人渴望认识上帝，但上帝无言。

      于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试图从“天”的“行与事”来理解“天”。而这样的理解，自然不可不能有偏、有弊、有误，无法得到真确的认识。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自秦以后，一方面，在中国，百姓们虽然还保持著敬天之心，但又是什么都去拜拜，各路神仙都不得罪。而一个人─皇帝(天子)垄断了敬拜天的权利，只有他可以祭天。远志明在〈神州〉中说得好：“中国人，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带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但他却握著无限的权力，充当起了“人间的上帝”。

  另一方面，那个人格化的上帝(天)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被抽象化、虚幻化，到了宋明理学，就化成了一个仁、义、礼、智的“理”，所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语)。而到了近现代以来，就连这个乾巴巴的“理”也被横扫了，说那是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天是什么，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失落很久很久了。

  如今，人们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了。至于良心吗，更不必怕。俗语说，良心，良心值多钱哪。

节选自作者书籍《撞击心灵-思想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