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社会福音的真正意义，我们就要回去十九世纪，看“社会福音之父”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 - 1918)是怎样说的。他是美国浸信会的牧师和神学家。当他任职于纽约四十五街德语浸礼会教堂的时候，由于会友几乎全数是穷困的移民及下层劳工，使他深刻地认识了当时劳工阶级的问题，并看出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的社会罪恶。

十一年在教会的实际工作逐渐形成了他的社会福音的理论。后来他还远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研究经济学，并在英国研究当地的工业情况及劳工问题，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过从甚密，在思想上很受他们的影响。

一个本来受神学训练的牧师，却转而研究经济和社会主义，可想而知，他大概不认为基督的福音可以解决人和社会的问题，需要另一种福音才能成功。他提出的社会福音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是以“上帝国”教义为基础的。所谓上帝国，根据他的解释，不仅包括宗教生活，亦包括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

上帝国的实现就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督化。他认为传统教会把上帝国属灵化和抽象化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认为耶稣在教训中，特别是登山宝训，从不曾把上帝国从地上迁到天上。正因为耶稣重视这世界的生活，他才传爱邻舍的道理，也答允门徒他要再来，在这地上建立上帝国。

饶申布士毫不留情地攻击传统神学观念之偏重来生的教义及低估今世生活，认为基督徒把自己当作是异乡客，将今世当作泪之谷，要速速通过，进入天堂得永生，是社会福音所坚决反对。

社会福音相信这世界非但是人类的家，亦是上帝现在所居留的地方，我们应当使它更圣洁，更完善，更适合于上帝的居留。

根据这个上帝国的观念，饶申布士对“罪”和“得救”的解释是与传统神学的看法不同的。他认为“罪”并不是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事，因为犯罪的行为很少是单独得罪上帝，而与人类无关的事。

所以，他不注重“原罪”，即亚当犯罪祸延人类，他只把罪的一部分责任归到较近代的祖先身上，却把罪的大部分责任归咎“社会邪恶的势力”。

他谴责国际上的侵略集团，经济上的垄断集团，贩毒集团，制造私酒集团等，这些集团所制造的邪恶和毒害社会的范围才是更可怕的。

根据他以社会观点的分析，当时向耶稣进攻并置耶稣于死地的有六种恶势力—— 宗教上的固执、贪污和政治势力的勾结、司法的腐败、暴民的行动、黩武主义和阶级歧视，这些都是属于有组织的、社会性的罪，不是个人性的罪。

所以，我们不应当把罪归咎给犹大，该亚法或彼拉多等个人的罪。从这个“罪”的观念，饶申布士认为“得救”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不再以自己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以上帝和上帝国为中心，以全人类的幸福为目标。

当人知罪悔改后，爱就成为他生活的为一动力，他能够爱上帝，并爱那上帝所爱的人类，他关注的不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社会整体的幸福，目的是把社会秩序福音化。所以他很重视社会制度的改革，鼓励信徒参政，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

在饶申布士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恰如一匹横冲直撞的野马，在经济社会所产生的恶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

所以，饶申布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他认为资本主义以获取利润为惟一目的，把私己的利益看得比公共利益高。在这种制度下，牟利的欲望支配了整个社会关系，残酷无情的竞争成为公认的正当方法。

不但如此，资本主义是建筑在特权基础上，所谓特权，就是与公道对立的，但特权阶级却把不公道的事“合法化”，使它成为一种榨取他人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

在这种把不公道合法化的社会中，道德水准难以提高，那是必然的。

饶申布士于是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那里得到灵感，鼓吹社会改革，不同的是，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上帝国，在国里以爱为一切生活的动力，人类一切友爱合作的生活代替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正义与公道代替了特权，因为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恰如家庭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

在这个上帝国里，富人是没有地位。在路加福音里有两个故事：一是一个财主为了自己田产丰富，不够地方收藏，想盖更大的仓库，好积存更多的田产财物。(路十二：16 - 21)

另一是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天天奢华宴乐，而讨饭的拉撒路却躺在群狗之间，想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路十六：19 - 31)。

饶申布士认为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耶稣对财富及为自己集财的人的态度。根据他的解释，在上帝国里是不容许有为个人累积财富，图谋私己幸福的观念，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邪恶，一种社会性的罪。

教会如果在一个这样邪恶的社会里，应该采取那一种态度呢？饶申布士认为教会应作时代的先知，决不与社会的不公道或充满罪性的社会制度妥协，相反的，教会要站起来，反对这种制度，并且积极地努力推广上帝国在地上建立的观念，使之普及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他猛烈评击传统教会只关心拯救个人灵魂，还未能摆脱中世纪的修道主义、末世主义、苦行主义。以及许多个人主义色彩极端浓厚的教条教规，以束缚信徒的思想及行为，使信徒远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对社会议题漠不关心。

他称教会为“现代版的祭司与利未人，对受苦的人类视若无睹，对社会的邪恶与不义却不闻不问。”他说：“宗教的真目的在促进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督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而不在建修道院，作遁世避世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