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从“武汉女孩倩倩”讲起。

是的，大灾难中的一粒灰尘，落在小老百姓的头上就可能是灭门。宏大叙事、统计数字会让我的血变冷，心变硬。关注武汉女孩倩倩，甚至不是为了倩倩，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倩倩就是我们命运的一种可能的剧本。

反思一下“牺牲”这个概念吧。我们一直有一个宏大叙事概念，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以及少数人的利益。问题是，你不断牺牲“个人”、“少数人”，那么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肯定无法保障。例如，牺牲农民说是为了城市，牺牲工人说是为了改革开放，牺牲武汉说是为了全国。如此牺牲的人不断变来变去，牺牲的理由不断变来变去，那迟早有一天牺牲也会轮到你，轮到每一个底层百姓身上，那百姓的安全如何有确定的保障呢？

我在哈佛听过一门公共伦理学的课，上来教授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请问你做决定的伦理依据是什么？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显然你不能说一边电轨上的人多，所以我就有权力把另外一边电轨上的那个人撞死。谁给你的权力，人的生命难道可以简单地用人数衡量吗？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样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

我们都看过《拯救大兵瑞恩》，片中为了救一个士兵瑞恩，八个美军士兵付出了牺牲。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人来拯救一个人？美国人的理由是，这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不能让这个家庭的父母所有的儿子都牺牲在战场。

再看真实世界的情况。1942年，在美国海军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图下）同时丧命船难事件，这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关注。于是“仅存者政策”在1948年出台，规定某一人士若遭逢家中成员（如兄弟姐妹）从军期间殉职，有权不被征召入伍，或免除参加战斗任务。1971年，美国国会又修改了法规，将适用对象从仅剩一儿或一女存活的军属家庭，扩大到有至少一位子女在战斗中阵亡的家庭。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至为尊贵的，没有人有权随意主宰他人的生命，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期待在经历此次大难之后能够反思、进步，让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道原则“，而不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功利、甚至空洞的原则作为公共决策的伦理原则。

|传道书8：8|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这场争战，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