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内地传教士艾伟德的传奇人生。她的事迹被英格丽.褒曼在《六福客栈》中演绎。

她只是名普普通通的宣教士，但她的经历却充满传奇色彩；她虽然身躯娇小，却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和毅力作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将近半个世纪前，英格丽·褒曼在《六福客栈》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我们对这位“small woman”有了一些了解，但这远不是事实的全部。这只真实的“伦敦的小麻雀”远《比一千头水牛更够力》。

图片   英格丽·褒曼在《六福客栈》中的剧照

 格里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伦敦北郊一个邮差的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她不得不从小就到富贵人家做女佣以维持家庭生计。27岁那年，她悔改重生，极想服侍主，到中国传福音。

于是，1929年7月，她来到伦敦的中国内地会总部，要求到中国传教。下面是她和教会负责人的一段对话：

“中国很需要宣教士，请问你是哪家神学院毕业的？”

“对不起，我没读神学院。”

“中国的教会大学需要理工科的老师，请问你大学读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也没读过大学。”

“这样吧！中国的女子中学需要舍监，你有高中文凭吗？”

“对不起，我也没读过高中。”

“那就抱歉了，我想你并不适合去中国。”

“先生，我爱神，我喜欢儿童，我会比其它人更努力。Let I go。”

“求求你，回去吧！你连英文都不会讲，什么‘Let I go’，是‘Let me go’。你连英文都说不好，去中国能教人什么呢？”

“我是去传福音啊！不是去教英文。好几亿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那爱我们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不去啊！”

此时，她的确不具备传教士的基本素质，但她的赤诚却深深打动了老先生。他告诉她，中文是一种非常难学的文字，而且方言众多。“如果你真的想去中国的话，我就安排你先去照顾两位返国养老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呆了几十年。你跟他们先学一点中文，然后再等待机会。”就这样，艾伟德被介绍去照顾年迈的扬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夫妇。爵士夫妇住在富人区，工资自然较高，更重要的是扬何斯本家中有许多珍贵的藏书。因为他自己就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写过不少有关东方的书。如果能够借阅，可以增进自己对东方的了解，为做宣教士做好准备。她很痛快就答应下来。

虽然家贫失学，但她却很有语言天赋，几年下来，她已练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一次聚会中，她偶然听说中国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罗森（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了，欲退而不能休，因为苦苦寻觅，却无人接替。听到这个消息，艾伟德如获至宝，她马上写信给罗森说：“那人就是我！”

在等候回信的当口，艾伟德已经迫不及待地去探听前往中国的走法。当时，去遥远的中国有两条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这最方便，费用很高；另一条路比较经济，但却很艰苦，就是先乘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再到目的地，这样费用会省一半。如果去的话，也只能走第二条路。几个月如坐针毡的漫长等待之后，罗森回信欢迎她去。并告诉她，只要她到天津，写信过去，就会有人去接她到罗森所住的地方。

1930年10月18日，艾伟德告别了亲人，只身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传教之路。她随身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是她的衣物，另一个箱子是简单的食物和路上做饭用的酒精炉。她的盘缠是二英镑和几枚铜币。前来送行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姐姐葳兰。依依不舍地和家人惜别后，她先乘船到达荷兰的海牙，然后再转铁路到达苏联。她乘的是三等火车，条件相当艰苦，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也没有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她只有靠默默的祷告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有一天夜里，火车停下来以后，就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原来这趟列车只运载劳改犯到当地，如果要继续往东走，就必须自己拿着行李步行到下一站赤塔（Chita）换乘。艾伟德咬着牙，孤苦伶仃地行走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荒原，几经周折，总算又找到火车站。但不曾想，麻烦又来了，官员检查她的护照后就把她留在当地的旅馆，不准她上车。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讲的艾伟德，在西伯利亚的小镇上，除了祷告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一个妇人拍了拍她的肩膀，轻声用流利的英语告诉她：“不要回头，往前走，到前面拐弯的地方等我。”不明就里的艾伟德也只好向这个妇人求助，当她知道艾伟德是要去中国的宣教士后，很惊讶地要求艾伟德出示护照，才发现原来艾伟德工作栏里的宣教士（missionary）被写成机械师（machinist），而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这大约就是艾伟德被扣留的原因吧。至于宣教士为什么会摇身变成机械师，我想肯定不是笔误，其中定有原委。

那个妇人了解到艾伟德的遭遇后，就告诉她一定要想方设法赶快逃走，否则就会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可是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讲的艾伟德，怎样才能离开这人迹罕至的鬼地方呢？那个妇人告诉她：因为你是要去中国宣教的，那就是神所差派的，没人可以阻拦你。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上火车后到海参葳下车，接下来有人会安排。

艾伟德不知该不该相信这妇人，因为苏联实在环境险恶，之前还有官员企图强奸她未遂。可是她在祷告后，还是决定听从妇人的劝告。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顺服他的安排，被塞上了火车。下车后又有一个男人接她到港口，被一艘货轮送到日本的神户，几天后又被转运到天津。一路风波，总算来到了中国。

到达天津后，艾伟德已身无分文，而且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奇怪的是，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可是语言不通，车夫又不识字，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岂料这文盲车夫也很精明，看这外国小妇人衣着破旧，就把她往天津宣教中心送，果然他让艾伟德少走了许多冤枉路，自己也从宣教中心那里得到了该得的车钱。

 到了宣教中心后问起罗森的情况，宣教士摇头说：“她一向独来独往，在山西行踪无定。不如等在这里，有适当可靠的人来，带你直接去那里。”在等待的日子里，艾伟德四处游走，找机会学些中国话。她对中国最初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墙：城有城墙，镇有镇墙，家家户户有院墙。她不免自问：“到底怎样才可以打开这些围墙，进到中国人心里？”

后来等到一个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可以带艾伟德去目的地。经过长途跋涉，她坐火车转长途汽车来到泽州的内地会宣教站。在那里，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了她，她是个寡妇，是那一带硕果仅存的资深宣教士，丈夫是著名的“剑桥七子”之一。司米德夫人对她非常体贴爱护，简要地向她介绍了山西的情况，并告诉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休息几天之后，艾伟德坐上骡车，再改乘轿子，经过两天的路程，终于到了阳城。

珍妮·罗森住在城门外骡队往来的大道上。艾伟德发现，那是一座大房子，有个大院，堆着两大堆脏乱的物件。珍妮说，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为说是“鬼屋”，没人敢住，所以租价特别低廉，每年只一英镑。工人正在那里进行清扫修建，只有一个房间算得整洁可住。珍妮在中国生活已超过五十年，浓重的苏格兰口音，有时候不知不觉搀杂着中国话，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伟德问：“这是你的宣道所？”

“也许是，也许不是。”

这样一座大房子作什么用？

二人想到可以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的骡夫住宿，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行脚，是福音的媒介，把好信息传遍各处。他们的厨子老杨，可以负责供应饮食。

珍妮说：“我已经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这“八福”源自《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店是开了，名字也吉利，可就是没人来住。当地的人看到她们就喊“洋鬼子”，怎肯来同住！客人哪里来？珍妮想出方法：让艾伟德去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拦住勉强拉他们进来。

起初，这使艾伟德有些难堪，骡夫们也不甘愿。但看到房间清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他们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了。每天晚间，艾伟德工作告一段落后，就一定要用还不流利的中文，说圣经故事给骡夫们听。习惯了聚赌喧闹的骡夫们哪有心思听她的宣讲，不时冷嘲热讽。然而艾伟德不灰心，慢慢地骡夫们受到感召，一个又一个的信了主。最后骡夫们自己定了公约，客店旅客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与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骡夫们真的变了，现在再也听不到他们用脏话呵斥骡子前进了；他们哼唱的那些淫秽的地方小调，也被优雅的圣歌所代替。

有一天，阳城县监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囚徒突然发狂似地挥刀砍死了好几个狱中的同伙，无人能制服他。监狱长只好召艾伟德到场，希望她能借着神的大能，感化这个杀人凶徒。监狱长对她说：“如果神保佑你，你一定不会遭害。”艾伟德不慌不忙，大着胆子踏过地上的尸首，走近这个红了眼的狂徒，温柔地劝他放下屠刀。他迟疑片刻后，终于垂下头来，把利刃交给艾伟德，让狱卒把他押走。艾伟德这下可立了大功了，监狱长同意让她到狱中向囚犯传福音，并听从她的建议改善狱舍的环境。

这两件事，对当地人触动很大，他们都对艾伟德另眼相待，把她誉为“福星”。县长很奇怪，以艾伟德的能力，即使要宣教，为何不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这小地方，对骡夫与囚犯说故事。艾伟德沉静地回答说：“请从这窗口望出去，那身背重担，走起来摇摇欲坠的苦力；再望过去那田野的农夫，茅屋内的女人；还有赤身露体饥饿的孩子。啊！这些穷苦、忧伤、饥饿的人们，绝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了希望和快乐。”被她深深感化的县长，当着同席的人郑重宣布：“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艾伟德恭喜他，做了这关乎永恒的决定。

宣教活动虽然得以顺利开展，但罗森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孤寂的生活，艰苦的环境，义和团和毓贤（山西巡抚）的迫害，所有这些都使她身心俱疲。1932年11月的一天，她不慎从高处坠地，不治身亡。此时，距离艾伟德到来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有一天，县长忽然来到八福客栈，告诉艾伟德中国正在推行“天足运动”。政府明令要妇女放脚，并挨户检查，以改正多年的旧风气，希望艾伟德能够出力。这件事，艾伟德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她可以现身说法，示范天足的好处。艾伟德经过考虑，感谢神给她这特别的机会，就接受了，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就这样，艾伟德借助这天赐良机，周游于村庄，挨家挨户地讲解福音。

这一天，她正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女孩子，讨价两个银元。艾伟德没有两块钱，就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她，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八福客栈，并给她取名“九毛”，学名“美恩”。在艾伟德的爱心和祷告下，毛毛恢复了健康。这之后，她又先后收养了四个孤儿。

图片  艾伟德收留的部分孤儿

1936年，Gladys Aylward 加入为中国籍，取名艾伟德。第二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僻远的阳城也在劫难逃。有一次，一个炸弹击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只受了点轻伤。于是，艾伟德带着她的孤儿们和几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庄。在窑洞里，她用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救助伤员。直到日军离去后，他们才返回阳城。

1939年2月，日军撤离泽州，回城过冬。原来泽州的宣教士大卫夫妇，收留了上百名孤儿，分成男院与女院。一天夜里，有个日军排长带着30几个士兵闯入女院，企图轮奸这些小女孩。艾伟德这天刚好在女院，立刻冲上前去制止。那个日军排长用枪托不断殴打艾伟德，艾伟德尽管满头鲜血，却依然挺立，对着那群衣衫不整、在恐惧中尖叫挣扎的小女孩喊道：“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日军官恼羞成怒，但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他都无法用枪托打晕这外国小妇人。一气之下，他干脆拉起枪机，发疯似的猛扣板机，但奇迹出现了，咔嚓了好几次，这枪竟然都无法击发。于是他从士兵手上抢来一把枪，拉了枪机再击发，还是卡弹。艾伟德还是喊着：“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有些日本士兵以为这洋女人会念咒，吓得逃了出去。这个日本军官既愤怒又惊讶，只好到屋外集合收队离去。我们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我们还是相信，主的力量是可以战胜邪恶的。

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在那里的宣教站继续工作。他们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得以平安。艾伟德与他们相见甚为欢喜。在泽州，有二百名孤儿。1940年初，她的助理晋本光，带领一百名孤儿去了西安。现在，经过戴维斯同意，依照艾伟德的建议，将剩下的一百名孤儿，迁往阳城山区。艾伟德则暂时留在泽州，帮助照顾宣教站约一千名难民。

艾伟德在泽州时，《时代》杂志（Time）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他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出生在中国，很同情中国对日抗战的艰难处境－－派了记者专访第一个入籍中国的宣教士艾伟德。艾伟德在接受访问时说：“我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我是中国人，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

艾伟德的这番话通过《时代》杂志报道后，激怒了日本军方。当时，在有些人看来，因为那时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日军攻打这个城镇，也许杀戮造成仇恨；但另一个没遭战火波及的地方，根本不会有抗日的情绪，甚至还有人认为日军比起中国各路军阀，就只是一批“官军”而已，也许军纪还更好一点。但艾伟德的说法，让日军在中国的行动，受到各国的质疑与非难。另一方面，她的故事也让美国人深深震撼，无数年轻人志愿来中国从事最危险的飞行员任务，阻止日本空军在中国内地的滥炸屠杀，她可说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几天后消息传来，这年春季来“清乡”的日军，距离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报信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她只得仓皇逃回阳城，路上又遇到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

回到阳城，大家劝她赶紧离开山西去大后方，艾伟德决定先去西安。行前她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县长告别。县长好心地提醒她，日军到处悬赏捉拿她，路上千万要小心。但当艾伟德告诉县长，她要带八福客栈现在收留的一百名孤儿一起去时，县长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做傻事；但艾伟德坚持，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她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苦劝无效，只好多为她预备一些粮食，并派了两个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他们要翻山越岭，穿越日军的封锁，还要渡过黄河才能搭上火车。艾伟德所带的一百个孩子中，最大的是刚放了脚的16岁女孩素兰，还有九毛、兰香、少少、宝宝四个大一点的孩子，其他孩子最小的只四岁。他们衣衫褴褛，大的背着小的在崎岖的山间缓慢前进，艰难的山路似乎没有尽头。连日的行走加上疾病，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箩筐中的食物却越来越少，只好装进生病走不动的小孩。这苍凉的出山西之路，是艾伟德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也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却和放弃的。

五天之后，食物都吃完了，依然荒无人烟。可艾伟德每天还是一休息就给孩子们讲圣经里的故事，说来也奇怪，孩子们听完故事，总能忘掉疲累与饥饿，鼓起勇气，继续前进。也许，这就是主的召唤，就是信仰的力量！

两天之后，他们终于遇到了一支国军部队，不但给了孩子们食物，还护送他们走了一段路。十二天过去了，走在前面的孩子，终于欢呼地喊着：“黄河！”艾伟德谢过伴送他们的军人，目送着他们回去，自己率领孩子们，向河边走去。但黄河波浪滚滚，却没有渡船，只有忍着饥饿无奈地等待。又过了四天，来了几名跟随这些小难民好几天的士兵，帮助他们渡过了黄河。

过河后又走了两天，孩子们搭上了火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停在一个小山村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艾伟德带着孩子们，只好一路摸索着前进。这时，艾伟德真的想躺下来，什么都不管，但她不能啊！哭过之后，还得往前走。此时此刻唯一的希望，就是神的怜悯。在绝望之中，他们跋涉到了潼关！

现在有铁路了，却没有客运火车。他们哪里顾得上这些，爬上拉煤的火车，乘过了一段，再转搭客车，终于到了西安古城。他们又从西安到扶风。所有的孩子们，一个都没有短缺地被安置在宋美龄所创办的孤儿院内。

艾伟德终于倒下了。在医院里医生对她说：“你现在好了。我是西安浸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发高烧，营养不良，伤寒，加上肺炎，过度疲劳。还有一颗子弹穿过你的肩头，幸而不深。现在你会活下去了。”“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医生以为她的呓语又来了，喊护士拿镇定剂来。

艾伟德对过去约一年的记忆，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够活下去是一个奇迹。在医院里又过了几个月后，1941年底她出院了。

1942年初，艾伟德在眉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不远，她也有机会经常去看看她的孩子们。后来，她开始了四处游走的传教活动。1944和1945年，艾伟德又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贫穷者和麻疯病人中传福音。她也曾往喜马拉雅山麓去，那里的隐修者，竟然预先知道她要来，准备接待，也准备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个教会，给她安排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住，她也教青年人英文。

到了1948年，艾伟德几乎快垮了。这时，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去休养，并探望父母，她离家已经十七年了。因为艾伟德一文不名，司陶卫为她筹措路费。只是她已经不是回家；因为她是中国籍，不是回国，而成了出国。在去上海申请签证的时候，她意外地找到了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美恩，而艾伟德自然也成了“祖母”。

1949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自己的家。战争几经浩劫，但家人依然很好，然而重逢很快就被深深的忧虑和深切的牵挂所打断。她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忧伤，为她死去的孩子们忧伤，以至于她常常不自觉地说出中国话。不久，有个叫莱得梧（Hugh Redwood）的新闻记者采访了艾伟德。博格斯又把她在中国的传奇经历改编成广播连续剧在英国广播电台BBC播出。这之后，博格斯还把她的故事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艾伟德俨然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1957年，56岁的艾伟德准备再出发去香港工作。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签约，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竟然有这种傻子，把好好的钱，用来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传福音就好，她签约了。后来，她才知道，电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无意于传福音；而她，艾伟德，才是只知传福音的傻子。那部电影把原着改得面目全非，十足的一部英雄美人的爱情传奇。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既没有任何花前月下的爱情经历，更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本来的“八福客栈”，也不知何故变成了“六福客栈”。这使艾伟德羞愧难当，她再也不愿提及这件事。

到了香港，艾伟德才发现要进入中国大陆工作已难以实现。她找到了从前收养的孤儿，他们已经做了传道人。她立即想到开办一个“希望会”（World Mission）的宣教团体。但她是中国人，居留签证申请被拒绝。到这个份儿上，她唯一的去处也只有台湾。

1959年，“希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亭亭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但有机会传扬福音，帮助“希望会”的孤儿工作，那正是她所爱的。这之后，艾伟德也曾受邀请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来，她又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 的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实故事后，坎特伯雷大主教接见了她。伊丽莎白女王也邀请她到白金汉宫，同她在花园里倾谈。她自然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由于早年与宋美龄相识，艾伟德来到台湾后，常与她在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一同为中国人祷告。后来，艾伟德在台北市郊的北投，租用了一所停业的旅馆，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孤儿院得到了“希望会”（World Mission）的资助。由于艾伟德年迈不能治理，就把院务交给她的干女婿管理。她的干女婿管理不当，收支无据，财务混乱，“希望会”要求孤儿院成立董事会，有效地监督院务。于是由中外董事八人，组成了“艾伟德孤儿院董事会”，由艾伟德担任董事长，她的干女婿为院长。1963年，她的干女婿把大批款项骗去，这是艾伟德一生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她起初给他机会，竭力劝他认罪悔改，但全属徒然。这起案件的诉讼，前后拖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是她一生中心情最坏的时刻。除了神以外，还能够信靠谁？她孤单，失望，觉得自己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事情总算有了转机，艾伟德需要一位同工，她为这件事祷告了33年。此时，凯慈琳?司密慈（Kathleen Smith）的出现，是艾伟德一生最难逢的际遇之一，她们两人很多思想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司密慈原来在英国诺丁翰市当女邮政局长大约有二十多年，在伦敦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艾伟德的故事后，她把英国的房子卖掉，放弃安逸的生活，跟随艾伟德在中国孤儿院工作。如今，孤儿院在台湾虽三易其址，但初衷不改。目前有33位孤儿，十个工作人员。

“不要担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验毕业文凭，只要你对蒙召的事，凡事忠心。”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长期持续的劳累，使她积劳成疾。1970年1月11日，辛劳了一生的艾伟德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六十八岁。

 安葬时，她的头朝向大陆，表达了她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小妇人”的去世，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蒋介石也以“弘道遗爱”表达了对她的嘉许。

平凡如我者，很难在心底构筑起坚实的信仰。因为我知道，信仰需要坚强的毅力来支撑，需要不懈的进取去实践。因此，我总是以一种近乎卑微的虔诚来仰视那些笃志不移的忠实信众。天生愚钝，我无从体察福音的奥妙，更不敢冒昧揣度任何一位传教布道者的心态，但长久以来，我一直为他们的人格所感染。艾伟德的故事，教给了我以无畏看待恐惧，以坚韧面对困苦，以平淡睥睨诱惑，以敬畏的心靠近信仰。

一个时期以来，褒曼的风彩曾让艾伟德黯然失色。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岁月的积淀，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艾伟德和她的故事。

图片   位于台北的艾伟德墓地和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