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1881）出生于第一位基督教更正教宣教士马礼逊启程去中国宣教之年，1807年。有一天，新婚不久的戴雅各和妻子贺美雅祷告说：“亲爱的神，如果袮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袮到中国工作。”1832年5月21日，贺美雅24岁时，她的儿子出生了。他们为他取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一个星期天晚上，未满十六岁的戴德生，俯卧在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上帝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他恳求基督给他一点工作，此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属于他自己。

在祷告中，他确切地知道神对他余生的旨意，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不能够……从那时开始，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

21岁的戴德生于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在利物浦乘坐“敦费士号”（Dumfries）启航前往中国。这是一艘货船，船上共二十三个船员，还有猪、鸡、鸭和狗，以及两只猫。

启程前，在船尾，母亲、一位叫戴安生的传教士以及一位老牧师给戴德生送行。他们唱着约翰?牛顿的圣诗，戴德生拿起手风琴，边弹边唱。

耶稣圣名，何等甜美，属主圣徒爱听；

医治病伤，安慰悲苦，消除心中忧惊。

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他的小床，然后坐在他的身边，同唱最后一首诗歌。他们跪下，母亲祷告。

船快开了，与母亲道别，母子心里不敢奢望在世上能再相见。

戴德生单独伫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母亲也跟着向前走。穿过水闸，与母亲真的要分别了。

戴德生后来回忆说：“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中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我也相信，我挚爱的母亲此际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的了解，比她终身所体会的更深。”

船，直到次年3月1日的春天，156天后，才安抵上海。

抵达码头，远远看到飘扬的英国国旗，朝着它，戴德生来到上海英国领事馆，可是，邮物处办公时间已过。他于是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博士。麦都思将戴德生介绍给雒魏林医生家（Dr. William Lockhart）。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在雒魏林医生家中度过。

从房间往窗外看，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城的城墙，上面点着灯火，不时还看见巡逻的守卒。

黎明时一阵隆隆炮声，把窗户震的格格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起舞，园中草木吐着新芽，树丛中发出来的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1855年2月，清军收复上海。

麦都思向戴德生建议，他到内地和乡间传教时，最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麦都思在1845年到种茶的山区时，就换了中国式的衣服。

7月27日，戴德生毅然做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到乡间租一座房子，开始他的医疗及传教工作，并且穿中国式的服装。他找来一个中国理发师随船南下，花了五、六个小时，剃头、染发、结辫子，痛苦的大工程方才告成。

第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粗布棉袜，宽松汗裤，棉纱衫，又重又鲜艳的宽袖丝袍，棉布鞋。巴格尔上下打量着他，最后眼睛停在他的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都藏在裤管内。”

1856年3月6日，戴德生与宾惠廉两人离开上海直赴汕头。

汕头村落，没有王法，拳头就是一切。有一晚，戴德生听到不远处传来妇女尖叫声，有人告诉他，那是被迫为娼的妇女发出的。

大榕树下，三四十个人以及孩子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听戴德生讲话。“如果你们不吸鸦片，你们的生活绝对不会弄得如此倒霉……有一位是你们应该敬拜的，祂就是造天地、造男女和万物的父神……”

炎夏，戴德生将大扇子吊在梁上，用绳子拉着纳凉。

一位汕头的外国基督徒医生回忆当日和戴德生相会的情形，说：“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里，双腿酸痛，身体疲乏，炎阳把他的脸烫伤，长出满面水泡。他坐下来，好像精疲力竭似的。数小时后，又起来迎接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炼。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在他们中间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有一天，在戴德生和祝恩赐父子回上海的船上，同行的中国人彼得掉在运河里。戴德生跳入水中，却找不到他。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你给多少钱？”

他们见死不救，戴德生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给你们五块。”

“我们才不捞呢！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只有十四块。”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可是，彼得被捞上来已经没气了。

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事道：“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有拯救他人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凡像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酷暑天，暴雨，妇女祈祷会在祝恩赐和戴德生家举行。戴德生与玛莉亚终于得以会晤，祝恩赐夫人也在场，三人一同跪下祈祷。

戴德生因照顾染天花的郭达门（John Guarterman）感染病毒开始发烧。“凌晨三点，手表跳动的声音使我不能入睡，起来读圣经，心跳如惊弓之鸟，兴奋得难以入睡。突然间，好像玛莉亚无声无息来到，平安和宁静悄然临到。我好像被魔术定住，闭眼伸出手来，她用柔软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手，我不禁睁开眼来，感激地望着她。她示意我不要作声，又将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上。我觉得头痛正在消减，热也退去，好像沉到枕头下。‘不要害怕，不用不安。我是你的玛莉亚，你是我的戴郎。保持平静，好好安睡吧。’她微声说。就这样，我便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烧全退了。”

在劳尔顿(Knowlton)夫妇家，戴德生与玛莉亚第一次单独相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戴德生轻轻抱着玛莉亚，另一只手紧握着她的玉手。“她给我一个香吻……她是那么可爱、尊贵、纯洁和虔诚的一位女孩子。”戴德生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尽可能让她补偿我过去数月来应得的吻！”

1858年1月20日，刚满二十一岁的玛莉亚身穿灰色丝裙，头上披着婚纱，极其美丽动人；戴德生身穿中式长袍，背上挂着长长的辫子。高富牧师主持婚礼，会众齐唱“远离偶像”。之后，他俩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结婚仪式，美国领事借出私人轿子，是当时宁波最有气派的轿子，供他们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参加婚礼。

戴德生给妈妈的信：“我们真快乐……祂答允了我们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碍和反对，坚固我们对祂的信心……她是主赐给我的珍宝，是世上最好的礼物。”

传道会在负债，差会不能如期发薪水。戴德生二十五岁生日过后，向中国传道会请辞，开始独立传道。

戴德生在楼下会堂悬挂了一幅中文对联：“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

1857年11月18日，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非常贫穷。从某一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事实，但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上帝供应我的一切，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祂。假如换了别的处境，我便不会完全的倚靠主，也不会利用祂的供应来帮助别人。

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买了明天的食物之后，手上已不剩一文。我们不晓得上帝如何供应星期一的所需，正如我们的壁炉上挂着一副中文对联所说的，上帝会供应我们，帮助我们。

就在那一天，支票来了，而且正好星期一就可兑换成中国货币。啊！直接靠主而生活，是何等甜蜜，祂永不误事！

1858年1月6日，我和祝先生总共只有一文钱。面对试炼，我们再次来到上帝面前，向祂求救助，祂会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祝先生和我在柜橱里找到一小包可可粉，用热水冲了喝，总算有点东西下肚……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内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上帝、又愿意侍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在宁波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是个棉花商人，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

他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教、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

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

“大概几百年吧！”

“什么？”倪永发大声叹息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酬身先殒，为何君不早来?”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后，外国人可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得到官府的保护。

八月，玛莉亚的姐姐宝丽娜患霍乱死亡。玛莉亚早产，婴儿夭折。

巴格尔夫人患上霍乱，戴德生担负起管理医院及诊所的责任。三十六小时之后，巴格尔夫人去世，留下巴格尔医生和五个孩子。巴格尔别无选择，带五个孩子回英国。

自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始，已有二百多位传教士步其后尘。其中四十人丧生，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赐却如此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这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巴格尔的工作。“为了应付这工作的庞大开支，我必须仰望主。”终于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师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中附上五十镑。”哈利路亚！

1859年新年，戴德生在病榻上度过。他给父亲写信：“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然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

同一天，他写信给新婚的大妹和妹夫，说道：“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祂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到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可是，戴德生健康受损，怀疑能否活过夏季，六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据戴德生和玛莉亚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1865年，戴德生在英国期间，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中国——属灵的需求与呼求》，产生很大影响。

戴德生在房中踱着方步，玛莉亚手录成书。

他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里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需走上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这部小书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销路极佳，到1887年已经印刷了七版。他在研究和思考中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他意识到，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将是一个海外布道团，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成。他们需要藉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入中国内地，向十一个省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沉沦中的中国令我忧心如焚，日间难以安宁，夜里不得休息，以致健康日坏。”

6月24日，好友皮尔士（Mr.George Pearse）邀请戴德生到布莱顿（Brighton）度周末。

主日，“看到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丧失，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祂的面前，献上自己，为祂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祂，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祂的仆人，服从祂，跟随祂，由祂引导，由祂看顾，由祂带领。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祂派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页边。”

戴德生题字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在。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为二十四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布莱顿，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家飞去……”

他把握时机，立刻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头，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加神所有的应许”。

内地会有六个特色：不论宗派、无固定薪金、不募捐，当地工场人员管理、系统切合实际的活动、中国装束。

戴德生带着同工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称他们为“猪尾布道团”（Pigtail Mission)。

1866年“兰茂号”抵达中国时，他们没有希望可以进入内陆传福音。但凭着信心和祷告，以杭州和宁波作为基地，他们慢慢把工作向南推展，直至沿海浙江。经验渐丰，他们把福音伸展到江苏、安徽和广西。这样工作大约花了十年时间，当中饱经病苦、死亡以及群众激烈的反对。每到一地，想要住下来宣讲福音的时候，便往往被赶走。

除了上述的几个省份，中国内地大部分地方仍然没有基督徒为上帝作见证；一直要到1876年，中国内陆的大门才一一开启。在短短两年内，拓荒者深入西南面的缅甸边界，西北面则远及蒙古和中亚西亚，甚至西藏一带。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George Stott）于1867年12月从宁波来到温州。由于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他对神大有信心。1868年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鞋匠叶钟杰施洗，同年设立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曹夫人兴办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开设了温州最早的一家西医院。如今，温州是全国基督徒最多的地区。

只要念及中国广大的人口及辽阔的地域，不得不承认这是近代宣教士中也无可比拟的成就。有赖工场中的同工恒切祷告和牺牲，并得力于他们家人和弟兄姐妹的支持。

1898年至1900年间，内地会工人的人数不断加增，分别来自英伦三岛、北美、澳大利亚、斯堪的内维亚、德国、瑞士以及其他地方。不计较彼此国籍，宗派的分野，一致效忠于主耶稣基督，以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为真理的核心。他们所关心的，乃是为基督徒抢救灵魂，并且替他们建立有活泼生命的教会，荣耀主名。

戴德生一直想要一个“小玛莉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恩惠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高兴。

8月，戴德生疼爱的女儿得了脑膜炎，开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刚巧不在家。童跟福把她抱进屋子放在玛莉亚床上。福珍妮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安详地躺在她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洒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极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刻赶回新巷。他心碎至极，整天哭泣。他对八岁的女儿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祂那里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给祂，不会害怕吧？”“不会的，爸爸！”女儿微声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给布迦先生写信：

亲爱的兄弟：

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怎样控制自己。我好像是在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而椅子上躺着我亲爱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为。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工作。

小恩惠停止呼吸了。照顾她的包马利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小恩惠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脸庞，世上绝难看到如此甜蜜可爱的神情。”

戴德生写道：“她不能再回来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园主来，把玫瑰摘取了。”

1887年，戴德生在北美带领14位勇敢的宣教士到中国内地，在多伦多欢送8位女士和6位男士启航的时候，一位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我的主耶稣。祂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献给祂。”这位父亲的话使我顿时落下眼泪，福音就是这样在中国传开的。

四十岁的戴德生翻山越岭徒步前往泰州。神经性头痛厉害，焦虑和过劳，此时内地会的组织和人数已接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差会——伦敦会。

戴德生写信给布迦先生，有关招收内地会成员，说道：“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忠心的内地会会员，他们将会受到嘲笑和讥讽，甚至敬神的人也起来反对他们……要中华归主，我们不能靠那些安静、温柔和可爱的男女……我们需要的是任何时间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首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生命也是次要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尽量差来，愈多愈好，他们比宝石还珍贵！”

白安美带了戴德生四个较大的孩子返回英国。

1870年2月，森姆感染了肠结核，不到六岁就去世了。玛莉亚也感染了同样的病。她的婴孩于7月出生，取名诺尔（Noel ）意平安，7月20日夭折，只活了十三天。此时，恩惠、森姆、诺尔，戴德生的三个孩子相继去世了。

玛莉亚说，“我的头烫得很。”戴德生给她剃了头发。她伸出柔弱的手抱着他亲吻。

曙光初露，玛莉亚到了弥留之际，那是7月23日。

“亲爱的，”戴德生说：“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

“要离开你？”她回答说：“你这样想吗？什么令你这样想呢？”

“是我看出来的，亲爱的。你已支持不住了。”

“是吗？我不觉得痛苦，只是感到疲倦。”

“是的，你要回天家了，你很快便可与主耶稣在一起。”

“亲爱的，我很难过。”

“亲爱的，你与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戴德生问。

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回答时的眼神，她说，“啊，不，不是的。亲爱的，你知道过去十年中，主与我的灵魂没有隔阂。我决不会因往祂那里去而难过；只是在这时离开你，留下你孑然一身，我才觉得难过。然而，祂会与你同在，供给你一切的需要。”

她给戴德生几个亲吻，要他分给英国的儿子和女儿，也给每个人留下几句话。之后，她一只手抱着戴德生的颈，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示意他仰望天家。他看到她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爱和信靠”。她的唇在动，但发不出声音来。之后，她便睡着了。

戴德生跪在床前祷告：“亲爱的神，谢谢袮将玛莉亚赐给我；谢谢袮给了我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时光；谢谢袮把她接到袮的身边。我在此重新将自己献上，为袮工作。阿们。”

他把玛莉亚的一缕柔软浅棕色几乎金色的头发寄给她的父母，也给每个孩子一缕。

在镇江边，韦特家，戴德生写道：“几个月前，我的房子是多么热闹，所有人都在我身边。但现在何其孤寂——森姆、诺尔和我宝贝的玛莉亚都回到主耶稣那里；年纪较大的孩子又离我这么远，连小查理也在扬州。从前，我也曾离家出外工作；但每次回家时，总是受到热烈欢迎。但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但我有回家团聚的盼望，而这次团聚后，便再也不分离……”

戴德生给母亲的信：“祂——亦只有祂——知道我的爱妻对我是何等重要。祂知道我眼里的光彩和心中的喜乐，都在乎她。但祂认为把她召回是好的；我也相信这对她的确是好的……她在神的慈爱中安然离去，没有痛苦；对于独自劳苦的我来说，亦未尝不好——我与神比从前更加亲近，所以也不觉孤单。”

日后他回忆说：“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小子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之感向我袭来，自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心一再渴了，我向祂呼求，祂就火速来到，安慰我……”

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剑桥七杰”之一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把戴德生的信息编辑成书，称为《蒙福的日子》（Days of Blessing）。书中记载：

1886年，去汉中的路上，戴德生骑着骡子，另一匹骡子驮着行李，章必成徒步，黑暗中迷路。章必成累极睡着，醒来时，发现戴德生为他弄了一个蚊帐，使苍蝇不能骚扰他。好几次，高大健壮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过河。

暴雨中前行，村内没有客店，只好找到一处猪舍，借了一些长凳，把门卸下来放在凳子上作床，用毛毡抱着。但过不久，那些猪怒气冲冲奔进来，冲破篱笆，躺在地上，与一位庞大差会的会长，以及日后继承父亲爵位的绅士，一同分享那间简陋的猪舍。

章必成听见戴德生唱歌，部分歌词是：“主啊，感谢袮赐食物。”

“食物在哪里呢？”章必成问。

“不远了，”戴德生微笑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饥饿，不久会送早餐来。不过，你要等食物到了才谢恩用饭，我却马上开始感恩了。”

真的，一两分钟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售卖饭食的人。

章必成每天清早喂骡子的时候，总看见戴德生在烛光中读圣经。

在宣教史上的拓荒期，宣教效果并不显著，大部分归信基督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民。宣教士并不受中国的知识分子欢迎，甚至受到怀疑和鄙视。1900年，这个哺育中的教会和成长中的宣教组织，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义和团之乱中，在中国境内被屠杀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子女五十多名。内地会损失了五十八位传教士，还有二十三名传教士子女丧生。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总数将近二千人。内地会许多弟兄姐妹在逃亡途中，忍受了极大的苦难。

义和团之乱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光北京地区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数已在一万五千至两万之间。

当时戴德生在瑞士养病，获悉这惨痛的消息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到了十月，他身体略微好转，开始阅读中国事件的详细报告。一天早晨，外面一片大雪，满山白雪皑皑，儿媳乐婷跟他一起阅读。

他读到韦姑娘和史姑娘的信。含着眼泪说：“现在，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

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Hoste）来帮助。戴德生直觉他是神安排来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认为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就发电报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内地会署理总主任。

1905年春天，戴德生第十一次探访中国。在镇江独自在河边墓地散步，那儿埋葬着玛莉亚和他的四个孩子。

在汉口，三位老兵杨格非（73岁）、丁韪良（78岁）和戴德生（72岁）相会，一起唱赞美诗，合影。

5月26日，中国基督徒为他庆祝七十三岁生日，脸上单纯喜乐。那时，内地会传教士有八百名。

长沙，儿媳金乐婷从阳台上下来看望戴德生，见他躺在床上，侧身挨着一张椅子，点着一盏油灯，放着一堆信。突然，他转过头来，抽搐了一下，便不醒人事了。这位中国人的挚友就像小孩般安详地睡着了。

何斯德主持葬礼。葬礼前，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和他十八岁的新娘子来到戴德生的床边，问：“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吗？”

戴德生与玛莉亚和四个孩子埋在镇江的墓地。

从1865年内地会建立扎根时期（1865-1875）36名宣教士，56个福音站，28座教堂开始，经过拓荒期（1875-1885）、国际化时期（1885-1895）至世纪交替时期（1895-1905）宣教士发展到825名，福音站721个，会堂703处，教堂418座，学校150所，中国同工1152个，受洗人数18625人。

自1854年戴德生渡海来华起，戴家及亲属世世代代奔向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中国，直到本个世纪后的今天，戴德生后人：戴存仁、戴永冕、戴绍曾、戴继宗陆续到中国宣教。如今，第五世孙戴继宗牧师，戴贺美的后人海杰姆夫妇，仍在华人中事奉。内地会演变成“海外基督使团”。

1988年，戴德生曾孙戴绍曾和妻子及江苏镇江教会的胡士辉牧师，在镇江昔日英领馆遗址发现戴德生墓碑，该址现已成为一所博物馆，他们奇迹般地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发现了戴德生的墓碑。碑文还是完整无缺，写着：“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生于1832年5月21日，死于1905年6月3日。在基督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