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他在监狱里念完大学,他对世界的影响却无人敢轻视!

                               

文章来源|先知书店

|那兰 

不唯上  不唯书  不唯众  只唯实

导 语


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象牙塔里的人士,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





 正文 TEXT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7月7日一直是“国难纪念日”。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纪念一个人,一位曾经深爱这片土地的世界级华人经济学家:2004年7月7日,被两度提名诺贝尔奖的杨小凯,因病在澳大利亚溘然长逝,享年56岁。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象牙塔里的人士,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靠的是一本本扎实的鸿篇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新领域”的天才论文。


2002年3月,Monash大学,杨小凯、布坎南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亲自写信,推荐他担任讲座教授。就连以自负著称的张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样的求学际遇,那么他会有怎样的成就呢?只有上帝知道。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是人类的损失,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诺奖得主,中国失去的,则是一位深切洞见中国前途的先知。


十年牢狱之灾,

十年“大学”


杨小凯1948年生于吉林,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南省内任职,于是把他带到了长沙。他的大名是杨曦光,改名是因为,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曦光”实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父母双双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屈辱、愤懑、疑惑之余,他加入了“造反派”,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写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


没想到,这张大字报很快火遍了全国。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个杨曦光。康生读完此文后十分震怒,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19岁的杨曦光遭此大难,几乎家破人亡。康生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可能写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背后一定有黑手。于是,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母亲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月23日自杀。几天后,他才得到母亲的死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毁,风华正茂的年纪被投进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终结——即便没有绝望消沉,也是满腔仇恨。但是,10年的铁窗生涯没有打倒杨曦光,他不仅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还在监狱中找到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前左一)


他后来回忆道:“经历过革命的骚动,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受尽了屈辱和辛酸,这之后恢复的秩序和理性,对我就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之前参加过革命的旧贵族一样,在之后的岁月里,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曾经的革命狂热。”


大梦醒来,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监狱里的犯人几乎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他疯狂地拜师学艺,学英文,学微积分,还向工程师学电机、学绘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读到的所有书籍,正是对《资本论》的反思,让他迈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外面的同龄人轰轰烈烈地闹了10年的革命,监狱里的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地上了10年“大学”。


他当时已经抛弃国内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思想比较自由。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作为顶级经济学家的潜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


尽管10年之后出狱时,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那些理论,有的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开:“别人想过的东西我也能想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

就是杨小凯做的


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杨西光”的逮捕证


1979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1982年,杨小凯被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1983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临出国时,又遇到了麻烦——杨小凯还没被平反,无法通过政审。邹教授只好写信给中央,才把手续办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与顶尖学者切磋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越发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念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令全球学术界侧目。1988年,他的博士论文就被多方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一篇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的有潜力的论文”。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1987,Monash大学,与家人


1998年,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一经出版,便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评价:“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先驱的国际名声。”

杨小凯之问

中国向何处去


作家苏小和曾说:“杨小凯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可以和亚当.斯密直接对话”。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后,茅于轼先生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林毅夫、张维迎,在“杨小凯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爆发论战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的上述分析,被他整理在题为《百年经济史笔记》的文章当中。作家苏小和跟随杨小凯提供的线索,花费5年时间,走访世界各地,写成《百年经济史笔记》一书,苏小和公开表示,本书是“致敬杨小凯之作”。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的权力被限制住之后,经济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二战后,美军为日本起草了一部限政主义宪法,其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专利保护”的原则,成为日本成功的秩序基石。(参阅《现代日本史》)


他说:“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让他坐了10年监狱,却获得了满堂喝彩;这篇《百年经济史笔记》令他彪炳史册,却在当代中国备受唾骂——生前的最后几年,杨小凯似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中国向何处去,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与妻子吴小娟


今天,杨小凯已经远去14年,但今天的中国,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难道不都在他的预言中?回头再看,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观点,岂不正是解决当下的“转型困境”最亟需的思想资源?


世间再无杨小凯,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和他的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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