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与基督徒长谈，我断然否认耶稣基督就是我人生的答案。倒不在于基督教如何，而在于这根本异质于我二十五年的人生经验：

我崇尚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的自我奋斗精神，也崇尚法国启蒙精神。伏尔泰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虚构出一个上帝来。但对本来就没有上帝的中华民族来说，何必多此一举呢？我不否认很多人在自己的脆弱中需要某种支撑，我不羡慕很多人需要一个天堂欺骗自己才能活下去。一个现代人应该一无所赖，像哲学家萨特那样凭自己的意志在虚无中创造出一片天地来，像中国哲学家张载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够最大程度为了自己身边的人和社会的幸福而奋斗终生就够忙了，哪能自私自利为了个人灵魂得救而投机于一个渺茫的上帝？再说，即使不愿为他人，那也可退回来自娱自乐，即儒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一信就只能永远信，为了一个渺茫的幽明相隔的上帝，连退路都没有，太可怕了。再说，即使到了天堂，永生岂不就是永劫，太可怕了。

学校的草坪上，衰草萋萋。这是一个冬季的薄阴天气。这个城市阴天时最为妩媚美丽，氤氲着一种古典的销魂气息。对我这个大山之子，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知道“仁者乐山”，但也乐得消受这种历史深处升腾起来的悲哀与怅惘，偏偏对明朗的阳光没有持久的好感。也许基督徒们活得很好，但我就愿留在黑暗中─若你们认为这就是黑暗的话，那么我的黑暗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堕落就是我的拯救。

既虚构了一个上帝，又让人心甘情愿承认这种虚构，人怎能抵御怀疑的侵袭呢？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人怎能有信仰呢？列夫?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中揭示出连一个修炼了一生的神父都有致命的怀疑和顽强的肉欲这两种试探，硬是克制岂不违反人性么？对于一个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不应该再走禁欲主义的道路了，更不应该再让渡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不能因为毛泽东的头脑比我优秀，就放弃个人思考的神圣权利。基督教说当以基督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和“以毛泽东的头脑为自己的头脑”有什么区别？人往往因为推广某种主义和学说，往往因为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产生了那么多的悲剧。这个世界往往不是为恶而恶，而多是推善致恶。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和鸦片战争中不平等条约的所谓传教权，给人类带来的惨痛还少么？ 你说我不了解《圣经》就不可以批判，但你们为何为尊者讳呢？为何死不承认你们基督教犯的错误？为什么我非得理解了《圣经》才可以批判这种宗教呢？从感性上我就不喜欢它，从某种本能的好恶中，我宁可选择佛教禅宗，因为禅宗“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真如”和“砍柴挑水，无非妙道”的境界，圣俗不分，连狗都有佛性，才是普渡众生的门径和超越尘世的经纶啊。

1996年冬我与两位基督徒的那场对话仍记忆犹新。与我对话的两位读神学的研究生似乎被我的顽固激怒了。他们说我在用理性批判上帝，是站错了位置。我不禁暗自反问他们何以代上帝发言？何以用绝对者的名义定我如此？何以言辞开始激烈？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也在怀疑，必须强迫别人的认同来支撑自己走下去。这一条茫茫的信仰之路，令我毛骨悚然。巴金老人在晚年大作《一本讲真话的书》中说到“文革”的偶像崇拜时感叹到：我们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何其沉痛啊！也许，这两位读书太少了，所以就信了宗教？我已经有点烦了，晚上的一场经典名片还在等着我，《最后一班地铁》中男欢女爱的镜头还在脑海中晃动。所以还是见好就收，别把他们两个给说得不信了。这年月有个信仰也不容易。还是挥手送客吧。路边的腊梅花在几乎没有叶子的枝子上开着，空气中荡漾着芳香。但美丽是人家的，我什么都没有。

这应是我与基督教第二次面对面“交锋”。

我们几个研究生因为无聊相约到神学院看人家圣诞节怎么过。结果去了之后，看到人山人海，一位油头粉面的狂热分子在台上指挥唱歌，和“文革”时喊口号差不多。我躲开了，躲到一个大厅的圆桌旁边。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在大讲特讲基督教教义。于是我一俟她滔滔不绝的宏论稍歇就上前问了三个问题：

这是在选修《西方文明史》课上，外籍教师复印《圣经》资料给我们看后我首先想到的几个问题。若是对旧约知道得多一些，也许会有更多疑问与质问。

那位学神学的女孩回答得令我很失望，因为她的回答有两个前提：

我根本就不承认这样的前提，所以对话就显得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她见我“难缠”，就把我转手介绍给了一位研究生。他正抱着一本书走来。我倒有点羡慕居然能有一本书可以让人这么珍重地抱着。他没跟我多说什么，记下了我的宿舍号码。随后我就走了忘了。没想到几天后他和另一位研究生敲开了我7舍434的房门，永远走进了我的生活中。

于是有了上边写到在草坪上辩论信仰的一幕。

欲望是一条流动的河，当背起行囊离开山村老屋，我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促使我离家远行的最根本的动机不是求道而是贫穷。我曾经想以《那一年，我十三岁》为题写一篇散文，写我十三岁那年，家境穷困，有一次，爸爸妈妈决定把家里的麦秸卖掉好补贴一点家用。我费了好大劲帮父亲把麦秸运出村后，就在家里盼着父亲带好吃的回来。结果，父亲空手回来了。麦秸是卖掉了，但钱一分不剩，被偷了。我始终忘不了父亲空手回来那种极其沮丧的神情。我过去常说自己是因为看到中学教育“见知识不见人”的弊端才报考师范的。其实不是这样。那次在报高考志愿前我回家拿几十元体检费，结果妈妈到亲戚那边借了几家，都没借到。我也永远忘不了妈妈空手回来说让我先回学校，等借到了钱再给我送去的情景。那次，我怀着屈辱与怨恨的心情回到学校，穷困令我自卑。贫穷就是耻辱！我真想打倒一切为富不仁者。穷困使我多么热爱马克思主义啊。后来到了大学我借的第一本书就是梅林写的《马克思传》。

那次没借到钱的结果，使我在报志愿时报了当时比较好考的师范类。我输不起啊。爸爸的皱纹妈妈的白发，他们为了挣一点钱没白没黑的干，便是我最好的人生课堂。我必须出来打拼出一片天空， 最低程度可以在父母生重病时有经济能力承担吧。这是我的压力也是动力。现虽考研之后摆脱了当中学教师的命运，但自己还几乎一无所有，怎能衣锦还乡呢？也许流浪是我的宿命，在这个根本不属于我的城市，我仿佛看见故乡田地里被遗忘的野麦子，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那是我的兄弟，那也是我，这样一株干瘪的野麦子。多少次，在这个城市，我一个人骑着车，没有目标，碰见路口向左拐，望着前边骑车的漂亮女性的裙角。骑着骑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似乎下一刻就有人在陌生的人流中喊我的名字。但终于没有。多少次，在肮脏的河水边，咀嚼着美人迟暮的悲哀，回味着戏曲《桃花扇》的凄凉与无奈，仿佛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五百岁了，已经没有流浪的激情和渴望了。屠格涅夫说：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的感情已被掏空，我很清楚。不知道彻底坠落前还能挺立多久？不知道崩溃倒毙前还可行走多远？

结果，收到一封信。1996年岁末那个冬天的傍晚，在摇曳的灯火中，打开写得歪歪扭扭的信，没想到是那位学神学的弟兄写来的：

接着谈到了《圣经》和许多经文，我看不懂。因为我优秀，所以他愿意与我结交么？在这个荒寒寂寞的世界上，一封温暖的长信还是令人感动。他邀我周末去他们神学院对话与交流。周末往往是我读书、跳舞与看影片的时间。但那个周末顿生无聊之心，于是决定去他们学校看看。去了之后受到热情接待，参加他们的聚会。听他们唱歌，听他们讲《圣经》，最后是分享与交流。这一次我没有多说什么，结束不久就走了。他们讲的什么我早忘了，觉得这是一个离我很遥远很美好的世界，过了一个宁静的晚上，这与从电影院看到屏幕上The End字样之后走出来，带着那种“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情绪大不相同。

以后，周末实在无聊了就去坐坐，不多说什么，他们讲《圣经》离我很远很远，他们似乎也不善于离开《圣经》的世界来接触一颗孤独的心的需要。伤口外边的壳太厚了，我也不愿被碰到。在那种比较宁静的氛围中，我小心翼翼呵护着自己对自己的主权，在旁观，在静默。那种心情就像从行驶的列车窗口看到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白桦林，那么美丽那么遥远。谁能经受得住美丽与庄严境界的挑战？天地的厚德载物是对人的自私苍白的责问，美丽和祈祷是对每一颗流浪心灵的折磨。所以，对自己太有挑战了，我就不太想去那边了。

然而，这时已与他们渐渐建立了朋友关系，他们的真诚和爱的团体很有吸引力，会让你暂时放松，忘记伪装。有一晚我坐在了一位牧师旁边。他是一位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我先和他搭话，他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不是。他问我第二天可不可以抽两个小时谈一谈，我觉得可以跟他练一练口语，就答应了。

从美国到中国的东北，要在这个城市转飞机，他在祷告中求上帝让他遇见一个人并能给这个人传福音，而我恰恰坐在了他旁边，又主动跟他说话了。他知道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于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了，而我还懵懂无知。后来我明白：人在历史中，人无法超越历史，重大的事情人往往是没有办法预见的。这正是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历史主义贫困论》（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所批评的穆勒、马克思和其他历史主义者时所说的。历史主义者自以为可以找到历史的规律并作出预见，其实是神话。我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走向了信仰，那使我失去了自我从而得到真我的信仰。

第二天，没想到那位牧师没给我练习口语的机会，而是请了一位翻译，从下午一点开始滔滔不绝讲福音，一直讲到下午五点左右。他先讲了进化论的错误——这深契我心。在这之前，我早在《读书》上看到了对许靖华先生《大灭绝》一书的评论，提到进化论只不过是大英帝国侵略扩张的一种邪恶假说而已。我也早就在心里痛恨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生存哲学了，也早就对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误用大大不满：怎么可能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谁有把握引导历史走向一个道德乌托邦？我也不相信一个企业的发展仅仅建立在我赚你赔、你死我活的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上，也不满意于某些人以历史规律与历史理性自居来蔑视个性尊严与价值。现在，没想到还有另一种关于人之由来的学说─创造论。若人真是被上帝造的，人就获得了尊严，而不是通过社会去赚取尊严了。

接下来那位牧师就讲了整个《圣经》中的福音信息，讲到人人都犯了罪时，我被触动了。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自己过去得罪过的人和自己一幕幕所犯的过错。也许我还不同意定自己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救赎，但有一点无可推诿，那就是：我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为何总觉得自己还不错呢？为什么自我感觉这么良好？我是一个满脸肮脏的人，却仰着脸对全世界的人说：你们看，我的脸多干净！我犯了罪不奇怪，奇怪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犯了罪却不承认自己犯了罪？结果，那位牧师讲完之后就问我愿不愿意相信，我看着好几双眼睛盯着我，不知怎的，一向比较孤傲的我，居然点了点头说：愿意。也许是不好意思拒绝，也许是基督徒所说的圣灵动工。反正，那一天我做了决志祷告。他们激动得流了泪，尤其那位作翻译的弟兄，就是那位找我谈话并给我写信的弟兄，他哭了。之后是吃饭，他们有谢饭祷告，我第一次发现吃饭这种纯粹生理性活动也可以这么庄严和神圣。那是我在这个城市两年以来吃得最香的一次饭。

离开那个温暖的氛围，骑着自行车走在刚下过雨的湿漉漉的水泥路面上，晚风一吹在脸上，就有点后悔了。刚才怎么就加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宗教呢？我成了一个宗教教徒了？若以后他们有什么黑社会活动之类怎么办？有点太冒失了吧，也没和自己的父母、姐姐商量一下？而且，有点不大甘心的味道——我受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的影响，曾立志不参加任何组织，就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过，怎么就加入了一个宗教组织呢？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真脆弱到已经放弃了知识分子的骄傲，到了必须吸食精神鸦片的地步了么？

回到宿舍，收到一封信说是祝贺我的生日。我查了一下，正好那一天是我生日。我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只过阴历生日，到了大四之后早就不大愿意过生日了， 所以每每到了快过生日前，就故意忘掉。我不愿意去吹什么生日蜡烛。若终究是黑暗，何必点亮蜡烛？若根本就不知生之为何，又何必庆祝生日？那是在莫名其妙地庆祝自己又靠近死亡罢了。但这一回，却很感动。打开那位弟兄送的一本《每周灵粮》的小册子，看到许多真实的小故事和哲思隽语，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原来基督教也有自己深刻的人生哲学，我还以为只有佛教有呢。这个宁静的生日很难忘怀。那天是1997年1月4日。

从日记中看出我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什么，也并不承认自己就是基督徒了。虽然第二天我就给人传“福音”，但自己并不当真，只把这当成好玩的事说给别人听听。奇怪的是第二天的日记中居然记载了我在祷告：

从那个时期生活状态来看，一方面不断读书，读书多了会有很大压力，比如说钱钟书先生的东方式睿智情趣和诗人海子痛恨中国文人把一切都情趣化，我都受感动，却互相矛盾；另一方面我又怀疑自己的能力，必须借助不断写文学作品和在文学刊物上陆续发表来肯定自己，想圆一个作家梦，也证明自己的能力；再一个方面我已二十有六，也渴望有女友，那时和好几个女孩子交往，有研究生，有本科生，还有别的女孩子。生存的压力，生活的欲望，生命的焦灼，时时在我内心制造荒凉。我把原因归结为环境和别人，当然对自己也极其不满意，有一股子怨恨。也许这正是唯物主义和启蒙精神送给我的礼物。在日记中我写到：“我渐渐无法容忍宿舍生活及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的乖张。再读博的话，也许我会发疯的。我想我为自己活着，过一种想过的生活。但……又觉得空虚、空洞。”

这时，倒确实交了一些基督徒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唱歌时开始有流泪的经历，尤其一首《心愿》的歌，很感动我——“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事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永远顺服你旨意。” 知为什么唱起来就会流泪。我早已习惯不再流泪，认为那是脆弱和矫情，但在那种氛围中居然可以很坦然地流泪。神学院的弟兄姊妹很爱我，也那么信任我，邀我作见证，让我代祷，并领我一起去大学传福音等。这一些崭新的经历，过去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今天回头发现在那时的日记中也开始出现“我感到了自己的罪”等字样，开始体会到一种圣洁与庄严的境界。

然而，从学理上还是比较排斥《圣经》。那种异质感和陌生感扑面而来，那种强烈的“己所欲，施与人”的理念总不如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境界来得亲切。当然，偶尔翻翻《圣经》也觉得基督教“信、望、爱”理念很美好，与我过去学的教育理论有相通之处。比如耶稣说一百只羊，有一只丢了，牧人会撇下这九十九只去寻找丢失的那一只（路加福音15:4-6)。 这不正表明爱对于弱者才是最需要的么？一个老师若是带了一百个小学生去公园游玩，临上车时数一数少了一个孩子，这位老师当然会撇下九十九个去寻找丢失的那一个。而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教师总偏爱优秀学生呢？其实优秀学生没有老师的爱也可以照样优秀，但落后的学生可能恰恰因为缺少了老师的爱而掉队。我早就不满于这种扭曲的爱，也早就对这种“见知识不见人”的教育强烈不满，没想到在基督教中发现了对人的尊重，发现了爱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美好理念。

决志后我过的是一种“神是神，我是我”的生活。有时候去去教会，听听道，唱唱诗，听别人祷告祷告，有时也看一些神学方面的书或翻翻《圣经》；但生活上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根本改变。说来好笑，这时候我还堂而皇之地读过潘霍华的《追随基督》和唐崇荣牧师的《布道神学》呢，如果不是日记中写了，真想不起来了。当时日记中也常出现“主啊，主啊”的字样，往往是伤心难过和良心挣扎之时才“临时抱佛脚”的自发祷告。有一次，对很多学神学的弟兄姊妹讲我的见证，讲自己如何选择了上帝，选择了一种伟大的价值体系，讲“芒鞋踏破岭头云，回来却把梅花嗅”。我的见证弄得大家面面相觑；我呢，后背冷汗直冒，讲得干巴巴的，很是狼狈不堪。

《圣经》中有我这样的例子。比如列王记上22章中的以色列国王亚哈，自己早就决定去攻打拉末这一块地方，但为了抚慰一下良心，便请先知来问一问可不可以去。虽然神借米该雅先知告诉他不该去，但他依然不肯改变自己的决定。我那时正忙着准备考博忙着写诗忙着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忙着以风流才子自命去追许多女孩子，忙着和自己不爱的女孩子调情等，根本不愿意神来干预我兴头头的生活。用驻扎在该撒利亚的罗马巡抚腓力斯对保罗的话就是“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使徒行传24:25）。“等我得便”了便去去教会读读《圣经》；平时，信仰在我的生活中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有人说这叫“礼拜天基督徒”，1/7的基督徒。我称之为“等我得便”式信仰。所以，思来想去，这个时候我不信并不是理智的原因，乃是心灵的原因：说到底我不愿意失去堕落的权利，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清规戒律的束缚。我是一个君子，但不放弃做小人的权利！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人之所以不信是故意不信！人为什么故意不信？是因为人太喜欢犯罪了，太喜欢享受罪中之乐。人的犯罪从来都是人选择犯罪，人的堕落从来都是人先决定堕落，再为堕落找理由。培根说很多人都是先有欲望，然后用理性来为欲望辩护。我承认当时自己正是这样。

人从来都不喜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就像讳疾忌医的蔡桓公。大卫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么？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诗篇14:4)我们其实有“知识”，知道犯罪不好，也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但就是不求告耶和华。无神论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借口。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神学，以物质、自然规律和历史理性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也就神化了物质、自然规律与历史理性，接下来某一阶级、政党甚至个人就可以悍然宣称自己是物质、自然规律和历史理性的先知，从而从自我前提出发划分出敌我两大阵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所欲为，乃至无所不为。我们的一位领袖早就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苏格拉底早就认识到：理性的最大功能是认识理性的缺陷与无能。《圣经》更宣告：理性其实是一种功能，是为罪恶辩护用的。因此，路德才说：理性是人皆可夫的娼妓。唐崇荣牧师才说：信仰之路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途。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 不单单说敬畏神对人对知识来说非常重要，更是强调智慧的全部内容就是敬畏神从而认识人和认识自然，理性应是为了来思考神，否则人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人就成为理性的浪子。唯有理性不自命为真理，对真理降服了，人才会回归本位，才会回家。因为真理比人大。所以，《老子》说：坐进道中。《圣经》说：人进入真理 （约翰福音16:13）。凭什么进入？凭真理向你召唤和敞开的慈悲，也借着人的谦卑与信心。信仰是意志上的抉择，而非理智上的认同。信仰就是相信你还没有看见的，作为信心的回报你看见你所相信的（奥古斯丁）。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曼诺问苏格拉底：你找到真理（人生意义）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真理（人生意义）？

也就是说，在这个充满谬误和谎言的世界上，不经意间就把真理当成了谎言，又怎能找得到真理呢？我当时太高估了自己寻找真理的能力了。也许我根本就不在意真理，而在乎我居然以某种悲壮的姿态在寻找真理。我们都是鲁迅先生《过客》中的过客，明明知道前边是坟地，还是要去寻找。寻找是我们的宿命。当然，柏拉图的意思分明是说，当人遇见真理时，必须假设你内心有感应，你知道这就是真理，而不是谬误。因为人对真理有本能的识别力。

但当时我以为自己可以寻找到真理或寻找到没有绝对真理这一绝对真理。我寻找真理的方法错了，却以为没有真理。我需要投入真理，却以为可用理性检验真理。这是当时我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每次见到弟兄姊妹，他们叫我弟兄，问我读经、祷告怎样了等等，我觉得自己还不是基督徒，读经不多，祷告几乎没有，所以总支支吾吾。到了1997年7月9日那一天，我决定结束这种口是心非的生活，留下他们送我的那本《圣经》，把《圣经》的钱还给那位弟兄，此后两讫。你们少来我这边，也不要再来干涉我，我也不愿意来了。我成不了基督徒，也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我送钱过去，那位弟兄不要，我硬是放下了。记得有一次问他：你们出来读神学，钱从哪里来？他说：上帝会供应的。这回答让我很可怜他们，觉得他们这些社会的边缘者，没能力在社会上混出个样子来，就来到这里，可怜巴巴等什么“上帝”供应。“交接”完毕，那位弟兄照例送我到学校门口。走到门口，回头一望这所熟悉的院子，顿时记起这七个月来与他们交往的一幕幕往事，想起那一个个宁静的夜晚，忆起他们每一位的真诚、善良，他们请我在这边吃过的可口饭菜，把我真当成弟兄来看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家凭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何我始终和人家隔了一层，到最后还这样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地走开了？错过了这一处温情的驿站，不知道茫茫的人生大漠，何处再可歇卧？哪怕没有上帝，这种温热也是真实的，这种馈赠也是真诚的。感慨之余，我对那位弟兄说：“今晚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好啊。到我在外边租的地方去吧。”

于是我们就到了他租居之处。吃过晚饭之后，有一个漫漫长夜在等着我们长聊。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你知道么，你读《圣经》的方式不对。”

“怎么不对？”

“你把《圣经》给割裂了。《圣经》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拿着理性的解剖刀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信仰需要信心和全然的投入。你是先审查了小学所有1-12册教科书才来读书呢，还是先决定来读书，之后你的思想上渐渐明白的呢？”

我不大服气：凭什么《圣经》就有超越别书的权威从而要求人全然投入？虽不太服气，但还是由衷感激他指出我自己信仰上的症结所在。他邀请我一起祷告，我勉强答应了。他祷告一段结束了，等着我开始，我开不了口。然而，当我一叫出“天父”时， 心门一下子就打开了。开始，两个人还是坐在床边，后来就跪在地板上祷告。我第一次跪在地上正式向天父祷告，祷告到很晚很晚，泪水来了，我深深明白自己是多么骄傲，对《圣经》和基督教几乎一无所知，却这么骄傲地来论断；我又多么自以为主地把生命的所有权牢牢抓在手里，不愿天父来掌管。凭什么我可以说我是我的？这个理由太荒唐了。此时，我多么切实地经历了上帝的接纳和饶恕！原来世人爱我是因我优秀；而上帝却可以因我如此软弱而爱我。

我从来不敢在人前显出脆弱，但在天父面前，我不必隐藏了。我流泪了，直接对着他祷告和呼喊。这是脱下重担的欢喜之泪，这是回家的感激之泪，这是心灵得到抚慰的平安之泪。我一下子发现了某种人生的真相：原来上帝可以饶恕我所有的罪，上帝不在乎我的过失和罪孽，因为我本是他的孩子。就像小时候那一回给爸爸打酱油，回来时不小心一下子绊倒在台阶上，把瓶子摔碎了。我害怕得直哭，但爸爸过来一把抱起我，上上下下打量，柔声安慰我说：孩子，别哭了，只要你没摔着就好！爸爸在乎的不是酱油也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我本身；原来我一直害怕的是我自己犯了过错。天父也是如此！这一次，他轻轻把我从地上扶起来说：孩子，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以前根本不是无神论，而是太害怕上帝，害怕他惩罚我的罪，借着良心知道上帝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污，所以不敢相信，不敢前来。但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约翰一书4:18)。不必再装成日本影星高仓健刚冷之状；孩子回到父身边，本就“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自然。日记中我写着：“我的信仰上起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后，读了美国犹太教哲学家赫舍尔的《人是谁》，这本书深深震动了我，使我第一次看到《圣经》所开启的“每日一歌”境界何其美好，也使我看到原来不是神需要赞美，而是人需要赞美。刚好这时，我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学金，内心有感动利用这笔钱到那位给我传福音的老师身边去。他住在遥远的东北。就这样背起行囊，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信心之旅。那是我第一次去东北，被一片片广袤的黑土地和美丽的白桦林打动得几乎流泪。我多想写诗歌唱， 因为生存本身成为一首壮丽的诗。我从没奢望过四海为家，但有了信仰之后，至今几乎走遍了神州，到处都遇见弟兄姊妹们热情的笑容和细心的款待——我真有了一个永恒的家。

至今仍深深感激神借着他所重用的仆人给我上了十二天《圣经》课。他一开始就说：学习《圣经》不是学知识，而是知道主的心意，去承担主的使命，因为主为了自己造我们；所以，与主的关系是首要的。没有活生生的关系，不在神的爱中来学习《圣经》，学得再多也没用。当时是炎热的夏季，没有空调，有时听不大懂，昏昏欲睡，但还是认真做了笔记。后来，大概两个月后，我躺在床上读这次的笔记时，一下子圣灵动工，我豁然开通，仿佛被光照亮一样一下子全明白了，知道了这是整体性的真理，是切实无比的爱，是天上人间唯一的道路。1997年8月10日，我正式受洗。在受洗时，我写了几页见证，其中有这样的话：“当主敲门的时候，我不愿意开门；但是当我打开门之后，才发现是一直企盼的亲人，因为那是我灵魂的父亲。”

受洗之后，我们到了镜泊湖。面对高山碧湖，第一回发现上帝是最伟大的诗人。这一首天地开阔的诗篇真是太伟大太美丽太庄严了。在牡丹江的火山岩上，我们三位弟兄唱着赞美诗，唱到天起凉风，萤火虫飞来。我紧张求索的一生第一次真正放松下来，顿见天地间那种雄浑风景，顿觉宇宙的合唱与我内在生命的深深感应。原来，美是真理敞开的形态和智慧澄明的境界。第一回，天的湛蓝深碧，水的清澈秀腻，山的魂魄肌肤，地的开阔沉寂都和我产生了一种关系，一种感应到的博大之爱 升腾在我心里。那是我父的作品，那是他大爱的流露！没有天父的创造，美不可能有源头。哦，一大堆理论都赶不上一小缕阳光的温暖与美丽！

别再争论了，转过身面对那大片大片倾斜下来的无边无际的阳光和一地球正在流淌的充溢浩荡的空气吧。请静静地领受，静静地体会，静静地呼吸……

假期结束，1997秋季新学期开学，传福音作见证，火热服事主，品尝到那奇异恩典的甘甜滋味。这时，抓住一切机会传福音、作见证，因这恩典实在太甜美了，哪敢我一人独享？每一个真实经历过这恩典的人怎能忍住不说？每次看过《圣经》，眼睛因为注视圣洁和荣耀久了，看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熠熠生辉。过去周末看电影、上舞场，现在这些全没了吸引力，倒不是故意克制自己不去，而是有主爱的吸引。我开始了与主的初恋，圣洁生活不知不觉成了对主的享受，不是束缚，而是自由。顺从私欲没有自由，真正的自由在顺从真理中。为什么？因为有爱。就好比为自己所爱的人，可以甘愿舍弃一切财产，可以整晚整晚地陪着对方。为什么能做到？不是自己的意志能，而是爱能。以前我绝对想不到会这样。现在我明白了。这时也才明白了庄子批评儒家“勤于知礼仪而陋于知人心”的涵义。

但不久“初恋”中有了第一次“争吵”。我经历了一次信心危机。且看那时日记：

从9月5日到今天晚上（1997年9月8日）， 我病了一场。这期间我想了很多，也怀疑抱怨过主我的上帝。我怀疑他的存在，我抱怨他不制止疾病在我身上的发生，我怨恨宿舍中每一个人，我几乎忍受不了目前的宿舍生活。同样是伤寒，同宿舍的都好了，唯独我的病延迟不去。读经也急于马上读完，竟然感动是那么少，甚至不如读一些小说。

我以前的兴头和热心一下子冷却下去了。我公开说自己灵命浅，没资格传福音。

像《蒙恩的见证》小册子上，主必须是给我带来世俗利益好处的么？他前阵子使我办事很顺利，所以我是多么乐于见证他。他必须总给我顺利、健康、喜乐才行。 现在我病了；这病，我祷告了几次也总不见好，于是我就生气了。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的存在与否。我的病是上帝的心意抑或他的惩罚？

就像火车上那个人给我讲的故事：一个去参加礼拜和团契的人走在路上重重跌了一跤，脸都磕破了。于是，他就不相信上帝了。

难道我也是这样么？对于逆境对于困苦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得病，我算严肃地思索了一次。

这确实是“严肃”的“思索”，是生死存亡关头的思索。当时我在日记上自问自答如下：

“神存在吗？”

“不知道。”

“那么，你信主后，你确实知道的是什么？”

“我明白了自己确实是一个罪人。信主前我不知道，信主后无可推诿。”

“如果你承认你是罪人，承认你的堕落与犯罪，那么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你得病、痛苦、不快乐、不如意，岂不才是正常的吗？凭什么你就认为自己该健康、幸福与快乐呢？上帝又不欠你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样的逼问下，自己构想的人本主义和成功神学那一套遭到了重创，在病痛中我经历了十字架的恩典。主耶稣居然肯为我这样顽梗、悖逆、可怜、自私、病痛的罪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我居然还在怀疑与埋怨。主耶稣这么爱我，爱我且不求报答，面对如此涌泉之恩，我滴水未报不说，居然丝毫未感，还算人么？顿时泪水涌上我的双眼。原来约伯痛苦的不是自己受难，而是在受难时耶和华在哪里？当耶和华显现时，约伯立时得着了安慰，因为他知道救赎主活着，在倾听、呵护他。这就够了。面对苦难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承担。我不知道好人为什么受苦，但知道主耶稣确实受了苦，唯有他受苦是不公平的，他却受了。我是应该的，却在抱怨着。我错了，主啊，请饶恕我。唯有通过十字架此径我才真知道神，在我的痛苦中才与苦弱的主相遇。十字架之外，我无法与那个全能、强大的神相遇。原来，为了得到成功和进天国而信神根本就是在利用神，是功利性的宗教而不是启示性的信仰。宗教是从人性的需要生发出来的，而信仰是从天上启示下来的。 所以，神是主，我是仆，神不是我的奴隶，不是为了我忙前忙后的菩萨。他是至高主宰，差下圣子从天上下来解决我的罪这一根本问题的。对于一个罪被洁净的人， 病死了又怎么样？像西面还祈求早日见主呢(路加福音2:29）；贫穷又怎么样？哪怕要饭当乞丐也可以成为慈悲到让狗来舔疮的拉撒路啊（路加福音16:21）。苦难是人性学习顺服进入完全必须经过的试炼，连主耶稣都没有省略（希伯来书5:8），我还抱怨什么“冰山的雪花落下，高天的流云飘过。主啊，为何你隐藏不见？任我呼喊，任我干渴。哦，不知道您在干什么。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小约翰（齐宏伟）： 1972 年生于沂蒙山区，1997年8月受洗。现为高校教师，硕士生导师，品格教育协会与江苏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并教会长老。已在商务印书馆、北大出版社、天马出版社等出版《信与思》《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 信仰传统》《歌手》等著作十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