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内战一波一波接踵而来期间，陶茂芝牧师夫妇无惧战乱所带来的动荡与不安，继续为主坚守宣教岗位，以主的爱安慰惊恐中的中国老百姓。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于1927年3月24日乘胜进占南京，当时军纪崩溃，南京市顿时失控，到处烧杀抢掠，连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

数名外国人遭群众杀害，金陵大学创办人兼副校长文怀恩（Dr. John E. Williams, 1871-1927）也在被杀之内，因而引起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南京的北伐军，造成两千多人死伤，史称“南京惨案”。欧美各国纷纷撤侨；而陶茂芝牧师夫妇就在此时抵达中国。

陶茂芝牧师来自美国，生于1900年5月26日。幼时参加教会，却未清楚救恩。中学时归主。在芝加哥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读书时，对主耶稣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且将一生奉献给主。故大学毕业后，便进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充实自己，预备作主工。

陶茂芝师母路得（Ruth），1899年10月14日生于美国密西根州（Michigan）基督徒家庭，自幼归主，并立志作宣教士。进入惠顿大学后爱主更深，在大学基督徒团契与一群爱主同学追求更多认识主。也遇到了茂芝，彼此相爱。毕业后，预 备 作 宣教士便进了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深造。毕业后，与茂芝成婚，双双于1926年9月成为内地会宣教士。

二人于1927年1月1日抵达上海。先到搬迁至江苏省镇江的语言学校学语言。4月23日，传来英领事馆下令撤侨，夫妇二人不得已回到上海继续学习，直至年终结业。

据当时统计，1927年1月内地会在中国共有937个宣教站，到了同年7月只剩296个。1928年1月开始有宣教士回来重开宣教站，便增为 305个，同年7月465个。再过半年，北伐内战渐平静，1929年1月，宣教站达840个。

各宣教站重开后，陶茂芝牧师夫妇被分派到山西省潞安宣教站。潞安（今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老顶山西麓，上党盆地中心，是个工商业重镇。周围各县镇有近一百万居民，这是个很大的宣教禾场。

1928年冬，江志登医生（Dr. Isaac L. Johnstone）盼望潞安的鸿恩医院能早日重开。

1929年初，陶牧师夫妇及其他宣教士到达潞安，重开宣教站。当时陶牧师在街上遇到一位本城中学英文老师，这老师竟邀请陶牧师到其学校的英语社（English Club）演讲，陶牧师欣然应邀。星期六下午用“救赎的福音”为讲题，讲了一个多小时，有一百多位同学参加。也许由于学生英语程度参差，这位老师还做翻译。这实在是难得的一次学生布道会！

同年夏天，江医生和陶牧师两对夫妇同心主持查经班和退修会，以造就信徒。聚会结束后，教会大得复兴，派出四位会友往外巡回布道达一个月之久。

同时，另一位资深宣教士孟怀洁牧师（Rev.H. J. Mungeam）报导，目前正需大量福音单张和福音书，因全部福音书都售完，这是从没见过的情况。众人都爱听福音，不像以前拒绝的态度。

1928年底北伐成功后，各宣教士纷纷返回原宣教站，重建遭炮火摧毁的家园。怎料，又来了军阀，群雄割据，上演了另一场“中原大战”！

1930年3月至 11月，战事一直蔓延，尤以河南、山东和湖南三省最烈，为时八个月，各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造成25万以上官兵伤亡。

同年11月20日，黎道明姑娘（Miss Kathryn Lederach）跟着资深的马淑贞姑娘（Miss A. H.Maclean）到屯留县之余吾福音站，向女校和男校的学生传福音，却遇到大批军队回防，以致不能到外面工作。

1931年2月，中原大战已过，山西省长阎锡山败兵回防，更令省内各城各乡加重税收，以供养这批军队。

谁晓得更严重的事竟临到潞安！黎道明姑娘记述：

“1931年2月27日晚上，城内突然枪声四起，继而炮声隆隆，整夜不能安眠。翌晨才知有一师团士兵叛变，四处抢掠，震惊全城，居民跑来宣教站求保，但我们只能收容妇孺。结果约有100名妇孺住在宣教站近一个月之久。

我们便趁机每天安排三堂聚会，向她们传福音。她们来时，虽然也怕外国人，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待她们；但是，她们更怕遭叛军抢掠，只好硬着头皮来。她们离开时，依依不舍的视我们为好朋友。

有位妇女含泪道别，说：‘我带着病来，现在痊愈了。’不错，她来时受惊过度，七天不能吃睡。我们心中充满感恩，整个叛乱中，宣教站一直没受到任何破坏，十分平安。”

1926年12月7日陶牧师夫妇离开美国三藩市，1927年元旦抵达上海。记录上只有他们夫妇二人，并无儿女同行，故肯定他们的长女柔黛* （RhodaJeanne）是生于中国，可惜找不到她出生年日的记录；但幼子大卫（DavidDunton）于1930年8月21日生于山西省太原，则有记录。

陶师母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也打理潞安宣教站的儿童工作，对福音事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1931 年春，陶牧师夫妇举家迁来长子县的新宣教站，事工包括：

儿童主日学：师母对儿童工作很有经验。她招聚了一群孩子，在前院排开小椅子，教他们唱诗，讲圣经故事。这样，不仅增加孩子们对福音的认识，还影响他们父母对福音的了解，家长也来听道。不到八个月有40个男孩和40个女孩，均来自未信主家庭，非常热闹！ 

向军人传福音：中原大战后，阎锡山退回山西省，军队继续回防。不过，各地仍常有兵变。当时山西省军纪极恶劣，富有的村镇常有军人抢掠事件，故陶牧师特别在主日下午对军人开布道会，传福音，并有同工苏先生(Mr.Su）协助。由于军人素质参差不齐，陶牧师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时间。 

妇女事工：由两位本地女传道协助妇女工作。她们都是得力的同工。陶牧师曾向农村一对老夫妇传福音，信主后，他们每主日走三里路来崇拜。老婆婆曾说：“每想及主耶稣受苦，泪水便流出来！”她非常热心地向亲戚和乡里传福音。 

监狱事工：如果不用出外布道，每主日都到监狱布道。陶牧师最多用的福音挂图是“浪子回头”，因是犯人最爱听的故事。

有一回，马淑贞姑娘和一女传道来布道，遇到一位因杀夫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女囚。她们足足用了一小时向她传福音，她也留心，似受感动，也问了许多问题；但经过数月辛劳，仍未见果效。

直至有一主日，她握着马姑娘的双手，说：“我真相信，我决定相信！我要有清洁的心，我要属于主耶稣！”

查经班：除了本地注重查经班外，出外传福音时，在福音站或信徒家中均举办查经班。 

山西省是高原地带，经过多年宣教，陶牧师夫妇健康受损，须迁往气候较适宜的平原地区，于是迁至河北省临洺关。

1932 年9月，陶牧师夫妇举家迁至临洺关（今永年县），安定后，便于10月到农村做“帐幕布道”。有两家愿意归主，回家打破偶像，还有人问如何敬拜真神。沿途其他乡村也反应良好，但栽培工作需特别加强。

1933年春，陶牧师到南部的邯郸福音站主持主日崇拜。聚会后，一位寡妇李太太*（Mrs. Li）要求他协助一宗诉讼案。

原来她的丈夫生前营商，在一宗生意上做保；但去世多年后，双方伙伴相争，引起诉讼，竟说李先生扣押了他们的钱，要求李太太偿还。看来很难胜诉，李太太求助陶牧师。

陶牧师不知根由，也无能为力，便反问她有没有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李太太对对方恨之入骨，怎会想到祈祷？陶牧师以圣经教导她，她终能明白，便切切求主。结果由于证据不足，控方取消诉讼。李太太从此学会了凡事祷告！

1934年3月15日，陶牧师寄出一份宣教站的消息：“这周最大的事就是，来自山东省美南浸信会传道部的孙约翰牧师（Rev. I. V. Larson）主领的培灵布道会，在临洺关举行了五天，在邯郸有六天……，人人回转归向主，是神在他们当中工作。”

这次培灵布道会丰收后，他们一家四口于1934年6月22日返国述职；因他们体弱，需多休养，恢复体力，至1935年9月24日才返中国。

内地会在洪洞县有两所著名学校：一是普润学校（Hoste Schools），内设中、小学；另一是山西圣经学院，是丁良才牧师（Rev. Frederck C. H. Dreyer）于1910年创立的。

1935年 5月底，圣经学院有28位来自华北各省的同学毕业。当时主理学院的是陈荣福牧师（Rev. J. Howard Kitchen），教师中有位巴若兰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是杨绍棠牧师所创办之灵工团的同工。

陶牧师回中国后，因圣经学院急需教师，而他们夫妇的学历正适合，故请他们再回山西省，预定工作一年。

陶牧师夫妇安定下来，在洪洞的圣经学院任教，学院的运作也循序渐进。不料，1936年2月20日，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山西省因这红潮而情势危急。3月23日，消息传来，临汾受红军进迫，洪洞失守等，令内地会总部为众宣教士担心不已。

巴辅胜教士（Mr. Theodore Fischbacher），即巴若兰姑娘之弟那几天所写的日记：

“3月17日，县长命令在城外的普润学校之全部宣教士搬进城内，接受保护。当晚，我们只能匆忙地携带一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 ……。

3月18日，晚上红军已占北边和东边乡村，有数名破门进入学校……。

3月19日，我们守城的全是警察和民兵，因全部军队已由火车向北运走……。

3月20日，过去三个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交通，互相劝勉，仰望主。

3月21日凌晨12时45分，一声巨响，真的炮弹来了……这攻守激战直至凌晨三时。那时，我们全体聚集在杜教士处，一起祷告，仰望主……从下午三时至七时半，我们的信心降至零……。

3月22日主日，真是反常，整夜没攻击。本来红军预备四方进攻，但早上竟撤退了。我们无法解释，只有主知道……>。张校长告诉我们，民兵士气激昂，因本地殷商集资二千元，慰劳他们守城有功>……今晚是唯一不用和衣而睡的！

3月23日，因暂时停战，民兵赶着修理各防线……一位教士自愿返学校看看，获批准后独自吊下城墙。回来告诉我们，差不多值钱的东西都被掠走，只剩一些书和婴儿衣服……下午，飞机投下约数千子弹和一些书信<……。”

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原英领事馆之军事参赞史上尉*（Captain Scott）用飞机投下一“致宣教士”信，请他们用白布以符号放置地上，以示大小平安。翌日，侦察机回来时，看到地上的符号：W（妇女）6，X（男人）6，N（儿童）4，H（全平安）。

4月4日，援军到达洪洞。

1936 年4月21日，陶茂芝牧师夫妇一家从洪洞平安抵达河北省获鹿（今鹿泉市）。因经历战乱之惊恐，陶牧师体弱，需在获鹿休养，恢复体力。但病情于5月初转剧，至5月12日送往邢台之医院治疗时才发现是染上致命的伤寒症（Typhus Fever），于5月26日安息主怀。

离世那天，刚好是他36岁生辰。留下师母与年约九岁的女儿，和未满六岁的幼子。

陶牧师离世后，师母携着年幼子女继续留在中国宣教。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美国向日宣战，日军将欧、美、加等地宣教士扣押集中营，备受苦害。1943年 9月19日，美日交换战俘，日军把部分在中国扣押之宣教士妇孺遣返原籍。1943年10月18日，在印度洋海岸隶属葡萄牙的港口（Mormugao）停泊了一艘客船（Gripsholm），船上载有一批集中营交换获释的宣教士，陶师母、柔黛和大卫三人在其中。

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7年11月27日，陶师母重返中国宣教，直至1951年5月2日被迫撤退离开中国。对中国宣教事工，陶师母路得真不愧为神国前仆后起的巾帼英雄！

（注）*是作者音译之名，因无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无*者之宣教士，均是他们在中国时用的真正中文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