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仍主张让病人知道真相，即使是怎样熬心熬骨的痛苦，病人也有权利去面对自己的命运。然而我又禁不住为那些无知的日子而感谢。那些日子，我免除了心理上的阴影，就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计划着我的前途，梦想着我的将来。就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我做着许多色彩缤纷的梦。知道真相是一种权利，可是做梦也是一种权利啊。有权去做梦到底还是幸福的，尽管是短暂的幸福。那些无知的日子，我像正常人一样念书、工作；我比正常人更拼命、更起劲、更活跃。我涉洋渡海，远走他方，也没有任何顾忌。幸与不幸不是我们这有限的人所能判定的。不过，在知道真相以后，无知的幸福终了了，我必须面对自己的病和许多的后果。我变得谨慎、多疑。“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我的病室想是朝西的吧，打开落地长窗，整片港岛西面的海就横在眼前。即使坐在病床上，透过那面较小的窗户，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边的海，黄昏时只有一只帆船踱着金光走向日落之处。生命的终结对我而言正是那金光灿烂的日落之处，山的背后是未知的、引人的、充满神奇诡秘的境界。……的确，死亡在我心目中并不那么可怖，然而生活下去却是不简单。

“若是上帝取回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那是因为他要另外赐给我们更宝贵的东西。”

在康复的路上，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我不断以为总有一天我会完全恢复正常的，然而在所有的手术和放射治疗都做完以后，却发现从此我是一个要靠药物维持生命的人了。

然而当肉体受着如斯磨练的当儿，内里的生命也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在起病以前，这“委身”的承诺也仅是意志上的承担而已，还说不上有什么生活行动上的体认。直至在苦难挫折的煎熬中，我才开始学习顺服、忍耐、信心。而在人类共同承担的苦难面前，我这才是第一次发现在周遭有那么多人默默的受着苦。在公立医院的候诊室，苦难不仅是黄浊的眼睛、凸出来的肿瘤、消瘦得不成人形的身体；苦难更是失业、贫穷、给亲人遗弃……我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大群受苦的人，感受着他们所感受的，逐渐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我们共有的大熔炉中。

病中生活就是如此单调，不过也只能在精神比较好的日子才享受得到。其实一个经过了“边缘境况”的人对生活也不敢有太多要求了。能够咽下一口饭就是福气，能够把食物消化下去也是一种福气，能够在屋前的空地踱踱步都是福气，能够看一页书、写一点字更是难得的权力。

是的，一个经过了“边缘境况”的人对生活实在不敢奢求。她学习着对她所有的一切都存感恩。

经过了“边缘境况”似乎进入一个大彻大悟的境界。一切的偏见、成见，若有什么怨愤、嫌隙都消失了，对自己不敢有任何夸耀，对别人也不敢存任何轻视。在苦难的洪炉中，我们都应该彼此相惜相怜。

哦！让我们不要去查询、追究痛苦的来源和根由，这是超出我们范围的。让我们拾取一些古希腊人的智慧。我们所需要的是正视痛苦的勇气、忍受痛苦的力量、在痛苦中所获得的安慰和鼓舞、从痛苦中所产生的善良的果子。

是冰心的一句话引发了我的灵感，她写道“我的生命中只有花，光和爱；我的生命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冰心在她的年代，以一个年仅双十、未经世故的少女来讲这句话是不难的。我在“大崩溃”期间，身体心灵都受到极度折磨，写出“只有祝福”这句话，自问不是随便浪漫一番。我说这句话，我知道我的凭借是什么。

死是不难的，活下去才不容易。经历了十年后的今天，经过了更多心酸、面对更多苦难的今天，我要再写出这句话，需要远超过我自己有的信心。

就这样，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我完成学业、我越洲渡洋、我编杂志、写作、管行政、搞运动……在借来的时间里面，我被一种紧迫感鞭策着，我不愿轻易地放松自己，我不能让时间无意义地溜过。

在经历了大半生的疾病、痛苦之后，我清楚地知道，能置我于死地的不是死亡，而是失去对生命的信心、失去对生存的渴求。死，是不难的，活下去才不容易。死可以是自弃、自闭、自隐、自戕，然而活下去却需要自重、自爱、开放自己、接受自己。活下去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更需要一种动力。

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文／庄祖鲲

在华人社会，苏恩佩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她却曾以独特的方式，在40多年的短暂人生中，在许多人的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82年，她在香港过世，一家报社的主笔曾一连数天，以专栏撰文纪念这位令人敬佩的弱女子，他用的标题就是——“香港奇女子”。

苏恩佩刚到台湾时，我也正好入台湾大学，常常能看见这位娇小玲珑的“苏姐”忙进忙出，全心投入她的工作。苏姐在投入《校园杂志》的编辑工作之外，也鼓励基督徒要更关注这个苦难的世界。她翻译了许多文章，包括贾艾梅的《若》，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更激发了我们的思考。

2011年底，我有机会路经香港，刚好住在“突破青年村”，这是苏姐当年创办“突破机构”的一个新营地。睹物思人，更令我怀念这位心灵的巨人。

    26岁的癌症患者

苏恩佩出生于30年代末的香港，中学就读于以英文授课的英华女校，因此英文造诣很高。但是因受她父亲的影响，使她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培养出一份对国家、民族浓烈的感情。

中学时期，受校长萧觉真（V. D. A. Silcocks）的影响，她信了基督教，并且决定奉献一生给上帝。她悲天悯人的性情，使她放弃人人称羡的香港大学，而入读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只身到偏远的荃湾，当了6年小学老师，教导一群贫穷的孩子。她对孩子从未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温柔地责备。

她以前的同事说，她的言语和态度，都给人圣洁的感觉。最口不择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说脏话。但是苏恩佩却不喜欢被称为“圣洁”，因为她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对上帝全然的顺服与委身。

然而，年仅26岁的她，却被诊断出患了甲状腺癌，只是当时她并不知情，家人瞒着她，直到7年后癌症复发，她才知道。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只好终止教学工作，在病情初步稳定后，于1963年坐船赴美进修。

她先在芝加哥著名的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读了1年，然后转学到芝加哥的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1966年毕业后，她选择去台湾。在60年代，港台的留美学生，几乎95%以上都选择留在美国这个“天堂”。苏恩佩的选择令周围的人很难理解，更何况她要去台湾─—这个与她毫无渊源的地方!

    一根蜡烛的自焚

在写给台湾“基督教校园团契”负责人的信上，她说：“我是广东人，生长在香港，中学时代受教育于英文书院，可是我从不觉得我是属于香港的。……然而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及文化保持着不变的热爱。这热爱因着我对传福音愈来愈有负担而更炽热了。而到台湾去的感动，却是来美之后才积成的。在芝加哥我认识许多从台湾来的青年，……渐渐地，从友谊和认识中，我对台湾有了负担。”

一抵达台湾，苏恩佩就展开她在学生中的工作——特别是政治大学团契。同时，她也担任《校园杂志》的主编，决心要使《校园》成为有份量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刊物。她还带出一批台湾基督徒文字工作的精英，如苏文峰、吴鲲生、刘良淑、彭怀冰等人。

40年来，从《校园》发展到《海外校园》、《举目》等杂志，她的理想仍然在延续。她在台湾的事奉，是成果丰硕而满有喜乐的——她自称为“一根蜡烛的自焚”。若不是因为癌症复发，她有可能会以台湾为终身事奉之地。

1970年，她积劳成疾，身体垮了——她称之为“大崩溃”。她被迫放下工作，在医院及友人家中疗养。在此阶段，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因此写下了《只有祝福》。这篇文章的反馈出奇地好，因为这是她呕心泣血之作。

后来由于病情极为严重，她决定回家。她坐上轮椅，被送上飞机，返回她并不热衷的出生地——香港。经过详细检验，终于证实她的甲状腺癌复发，而且有扩散现象。面对死亡，她更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写下了《仍是祝福》。

    承担前哨的责任

病情稍微好转时，她听从医生的嘱咐，前往温暖的新加坡养病。期间，她参与了南洋大学学生《前哨》杂志的创办。在创刊号上，她写道：“我们有着沉重的使命感——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了解人类心灵最大的需要，是一个方向、一个奉献的祭坛、一个使他们付上一切而不惜的目标。……在这里，我们怯怯地，却是无限恳切地，尝试着指出生命的定义，诠释理想和信仰。……我们大胆地承担起前哨的责任：我们伫立在守望楼，一刻也不容松懈；我们站在前线，准备随时做必要的牺牲。”

由于她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2年，而且各方面条件欠缺，《前哨》杂志在新加坡并未能充分发挥原有的理想，这使她的心情有些低落。但是，在新加坡艾得理牧师的“门徒训练中心”旁听时，她对于“先知的使命”，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与领会。这使她后来在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动力与方向。

1972年底，苏恩佩再度回到香港。70年代的香港，因经济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整个城市似乎迷失了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规范；中国传统价值观日见淡薄，道德观迅速沉沦；年轻人无所依归、不知所措；青少年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曾长期参与青少年工作的苏恩佩，面对这种情况，不禁自问：“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

在先知性使命感的催逼下，苏恩佩和蔡元云医师，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决定创办一本青年杂志，目标是每期发行2万份！在香港街头的书报摊，充斥着各种影星绯闻的八卦书刊，要发行这样的杂志，无异于痴人说梦。

1974年1月，《突破》杂志在香港创刊。这不仅是苏恩佩一生事工的里程碑，更对香港青少年运动的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

死亡，别狂傲！

《突破》创刊时，苏恩佩还在癌症的治疗中，每两三个月就要去医院检查、拿药。一位前辈开玩笑地说：“你每次养病的结果，就是出现一本新杂志！”

她近乎疯狂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身兼编辑、写稿、公关、督导等数职。《突破》带来的反响出奇地好，不久即由双月刊转为月刊，又应邀开始为电台做节目，开展青年的辅导工作。很快，《突破》就发展为一个多元媒体的青年运动，并且成为香港政府及民间最受信任的青年问题智囊团。

1982年4月11日复活节当天，苏恩佩走完她人生的道路，歇了她的工作，也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在过世的前一天，她和蔡元云医师最后一次通话，她说：“我预备好了，没有一点遗憾！”

许多认识苏恩佩的人，都这样形容她：“她生命力很强，同时又很荏弱。”的确，因着癌症长期的折磨，她苍白消瘦的身躯简直弱不禁风，苦难和死亡威胁的阴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从不曾因此产生自怜自艾的情绪，因着对信仰的执着和坚持，在困境中，她以自身的软弱彰显上帝的大能。同时，她也提醒身在苦难中的人们：“让我们不要去查询、追究痛苦的来源与根由，这是超出我们的范围的。”

她生前留下遗言，要将她的日记和私人资料烧毁，因此，她的那部半自传体《死亡，别狂傲！》一书，可以让我们略为一窥她自己面对死亡与病痛时的心情。这本只有130多页的小书，在她过世前半年出版，之后却一连再版20多次。其中，最能贴切地表达出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追念之词的，是这本小书附录中，她自己写的一篇短文《悼亡友》。

她拒绝被塑造成一个坚强的人。她曾说那些过分夸耀她的人——“只是爱上了我的影子”。她身体虽不强壮，生命力却很顽强，曾留下“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的名言。她的一生正像一根蜡烛，将生命完全为主焚烧，而且烧尽了。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

苏恩佩纪念网志 www.soyanpui.wordpress.com

附：苏恩佩作品《悼亡友》：

死亡突然临到你，可是你并不是没有准备的。在你每一天不断的对神最高的旨意顺服的当中，你不断正视着永恒。在死亡临到你以前，你已经多次正视死亡。

“没有保留，没有懊悔，没有退却”（注）——这也应该是你一生的写照。如果再给你选择的机会，你也绝不会选择任何在他的美旨之外的。你曾经选择了活在他的旨意中，用信心接受了生命的一切甘苦、祸福；我深信，你也一样乐意选择死在他的旨意中，用更大的信心接受死的奥秘。对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死亡不过是另一种生命。

没有遗憾——一个曾经活得那么扎实的生命，是再没有遗憾的了。留下那么美的回忆，在那么多的人的心中；每一个鼓舞的微笑，每一句激励的话，每一滴同情的眼泪，每一个责备的眼色，每一次爱心的服事，都被镶嵌起来、都被凝化。而那些因着你的见证而得到“生命”的人，那些因着你的栽培而成长的人，那些因着你的扶持而坚强起来的人，将继续将你所传递给他们的，传递出去。你可以放心，你并不曾留下一个空档！

挚爱的朋友！我该如何感激你的死所带给我的启示？你以睿智的心灵，体察到你的朋友正陷在困境，落在危机中，于是在脱离了时空的限制之余，你借着你的死，重新提醒她生之意义。你知道她在极度沮丧、消沉之中，对自己有意无意的松懈、放弃；你知道她在有意无意之间，正在出卖自己、出卖生命，也出卖她的主。于是你的死震撼她，使她从迷惘中抖擞起来。你使她重新看到：生之价值，只有在死中看清楚；而生命的意义，也在正视死亡中完成。只有当我们将每天、每时刻，看作在世上最后的一刻，我们才能活得积极、活得扎实；只有当我们将生命中的每一瞬、每一桩事，都置于祭坛上，而以自己的生命浇奠其上，我们才算是真正在活！

原谅我们的眼泪——在你进入荣耀的日子；原谅我们的唏嘘——在千万天使的欢腾中；更原谅我们的悲伤——在你与救主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仍是有限的，我们的视线仍是模糊不清的。然而哽咽着，我们唱出了那曾支持了你，如今又支持着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有朝一日，这断了的银弦，将要重续！我们将一同站在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面前！

注：

这句名言，来自于一位亿万富豪独生子博徳恩（William Borden, 1887-1913）。他18岁高中毕业时，因为中国内地会一位在兰州的宣教士之见证，决心放弃继承家业，到中国向穆斯林传福音。他在母亲送他的毕业礼物《圣经》的内页上写下第一行字：“没有保留”（No Reserve）。4年后，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在母亲再度问起他的时候，写下第二行字：“没有退却”（No Retreat）。又过了3年，他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加入内地会。在准备前往中国兰州时，途经埃及开罗学习阿拉伯语。3个月后，却死于脑膜炎，年仅25岁！当母亲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在圣经上写下了第三行字：“没有懊悔”（No Reg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