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十分软弱的基督徒，当我母亲信主以后，为了迎合母亲的心意，也常去礼拜堂崇拜主，并受了洗。实际上我的信心一直是摇摆不定，疑信参半。但鉴察人心的主知道我的软弱，如不随时搀扶，我肯定站立不住，可见是神的爱在软弱的人身上更显得完全。神是多么忍耐宽容，他在我身上行了不少神迹奇事，我才真心相信了。我的外孙要我将神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记录下来，作为他们的勉励；但我懒于执笔，以致一拖再拖，可是今年已八十五岁，眼力与脑力都衰退得很快，已是风中残烛，恐一息不来，将半词莫措，以致悔莫能及，所以不再考虑词句之是否通顺，略述几件见证，感谢神的恩典！

天地间有一位主宰，我想谁都不该否认（现在世上掌权的魔鬼，过去也是神那里的一位天使长，因为骄傲，要与神同等地位，结果犯罪，堕落为魔鬼）。

圣经上告诉我们：神造完万物后，最后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了人，并吹了口灵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特别爱人，胜于母亲爱自己的儿女。但神是圣洁公义的，不能接近罪恶。可是魔鬼为了敌挡真神，知道神爱世人，特用诡计引诱世人犯罪。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神的律法。神虽爱人，但他是圣洁公义的，不能容忍罪恶，他不能因爱人而违背自己的定律。

人犯了国法最重的刑罚，从前罗马国是钉十字架，中国过去是杀头、腰斩，现在是枪毙（都是流血）。

世上虽有许多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因神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不愿意我们灭亡沉沦，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替世人受了最重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了世人赎罪的代价。所以世人只要信耶稣为我们死，罪就得赦。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经上又说：“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为我们罪人死，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如果真心相信，并真心接受这样的事实，神就不算你是罪人，而看你是义人了。

信不是凭我们的头脑，不是凭我们的理由，不是凭我们的眼见……只是相信神不说谎。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母亲怎么说，孩子就怎么信。

经上说：“信主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我信主五十多年，虽然我的灵性、肉体都是弱中弱者。正因我的灵性、肉体有好多毛病，所以神特别怜悯我。当我单单承认天地间有一位主宰时，神就向我显明他的大爱，用许多神迹奇事带领我一步一步地得到了重生。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太9：12-13）。

以下是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几件最明显的神迹：

1917年冬，学校正值寒假大考时，忽然接到我父亲来信，知母亲病危，急得我魂不附体，忘了向校长请假，只拿了一双鞋，就向着火车站直奔。校长看到我像疯子一般，立即派女校工随着我到车站，送我上车，一路上我流泪哭泣，深怕见不到母亲。下车后，奔到家里，见母亲已奄奄一息，浑身肿得吓人，医生已经回绝。当我走投无路时，突然想到割股疗亲的故事，给我一线希望。但离家很久，找不到剃刀，又不敢问家里的人。（按迷信说，家人知道后，就不见效。）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找到一把生锈的剃刀。即向神祈求：“让我姊妹俩各借十年寿给母亲（我母亲生我和姐姐两人），让我母亲再活二十年。”于是用牙齿咬住右臂股肉，再用左手拿着生锈剃刀去割。割了半天，割不下来，但皮肤已被牙齿咬伤出血（因用生锈剃刀，且左手用不出力）。当时虽想再用右手去割左手股肉，但右臂已受伤，也用不出力了，只得再向右股肉进攻。花了全身气力割了好久，才割下一大块肉。现在回忆起来，还觉浑身瘫软，真不知当时怎么有这样的勇气。我深怕家人知道我割股，所以放在吃剩的一服药里去煎，拿给我母亲去喝，但我姐姐坚决不让我喂母亲，她说：“医生已经回绝，喝此药徒增母亲痛苦。”立刻拦阻，以致争吵起来，但又不敢告诉她，这药里有我的股肉。直到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吃不进了。”我才流着泪拿走。到了下午，我母亲病势十分危急，两眼上翻，只见眼白，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脸面皮肤也已变色，到那时我才哭喊出来。姐姐知道我割了股，立刻叫我拿来。我父亲把母亲的牙齿撬开，将药喂进去时，瓷碗被咬去了一大块。设法把嘴里碗的碎片拿出后，再用搪瓷调羹，也被咬得翻了过来。最后我父亲把剩下的药，撬开了母亲的牙齿，一点一点慢慢地滴进了我母亲的嘴里，真奇妙！我母亲的病立刻转危为安。

自我1917年冬割股，治好了我母亲的病后，直到1938年春，我母亲被接升天，在世又足足活了二十年。

在人看来，这是愚孝，俗语说：“孝感动天。”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因当时我还不知道相信耶稣可以得救的真理。至于割股疗亲之法，实在是不合乎科学的。但神怜悯了我的愚昧，仍垂听了我的哀求，成全了我的心愿。我要不住地感谢赞美永活神的大恩典！

而且我借给母亲多活二十年后，今年我已八十五岁，我的寿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同辈的人都寿长。新约以弗所书六章二、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上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每句都要兑现，不是我们渺小的头脑所能理解的。

我的母亲本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我在小学时，她经常把积蓄的钱，叫我送到“清庵堂”接济贫困教徒，她对自己十分节约，家务不论粗细都亲自操作，园内掘了一口井，淘米、洗衣及浇灌蔬菜等，都用井水。没有要事，不出大门一步，家里弄得井井有条。因起早摸黑，过度操劳，以致经常患病。

1919年开始，因便血太多而病倒，后去嘉兴福音医院治疗，经检查结果，因内外痔出血过多，引起严重贫血症，那时只剩二分血，须增加到七分血才能动手术，把内外痔割除。但当时还没有输血的办法，就在医院内疗养了两个月许再割。当动手术时，一位外国医生代表医生和病人双方，祷告神说：“我们没有能力动这手术，求神同工；病好后，一定信主。”我母亲也默默地说：“我的病如果真能痊愈的话，决定归主。”病愈回家后，虽已信主，但礼拜天不敢去礼拜堂敬拜真神。至1922年的一天晚上，突然呼吸困难，当时我在嘉善女中任教，我父亲怕我不能安心工作，没有来信告诉我，由他亲自陪同母亲去嘉兴福音医院，经检查后，知系严重甲状腺亢进，立即开刀，蒙该院院长夫妇热诚招待，特别照顾，让我父亲日夜陪着我母亲（虽住单人房间，但医院规定女病房不让男人陪夜）。女传道们时来宣讲真理。当时我母亲深感对神亏欠，出院前，先将新旧约圣经买好，到家后，把家中偶像全部烧毁，开始由我父亲教她认字读经，每主日把内外衣服更换一新，很早就去礼拜堂敬拜真神。不到两年，新旧约圣经全能诵读。但除圣经外，其他书籍及信札，都看不懂。

本来我母亲足不出户，自1922年开始，每礼拜天很早就去礼拜堂崇拜，风雨无阻。所以大街上商店职员等，看到母亲上街，都知道今天是礼拜天了。她平时常跟传道人下乡宣传福音。本来我家乡礼拜堂很小，每礼拜天，不到十个信徒来做礼拜。自我母亲信主后，信主的人逐渐增加，后来在我家里聚会。抗战前，已买好地基，准备建堂；但因抗战开始，家乡沦陷，信徒都逃避他乡，以致有愿难偿。抗战胜利后，继承母亲的遗志，将抗战前买好的地地卖掉后，重买了一所很大的房屋，作为礼拜堂使用。

1927年我因生第一个孩子去上海，车过松江，我丈夫突然遇到一位同志（是当时共产党地下党员），因很久没有消息，不晓得他已做了叛徒。我丈夫和他在车厢外面谈了不少爱国进步的话。谁知火车快到龙华时，那人忽然全身武装，来把我丈夫看住。当时我虽再三求情，他表示：“公事公办，不能因怜悯你们而公事不办。”车到上海北站，立即把我丈夫带走。临走时，我丈夫把钱都给了我，叫我到他学校找校长和史良。结果碰到了史良的一位朋友，她告诉我，他们都到宁波看潮去了。她知道这情况后就留我住在史良房里。我跪在史良床上，整夜祷告神！第二天早上，准备去北站探望我丈夫。不料我刚坐上车子，突然看到我丈夫从车上跳了下来，把经过告诉了我。原来那夜被禁闭在北站一间空房子内，有两个宪兵看守着。次日清晨，把他上了手铐，由两个宪兵和那叛徒，把他押送到龙华司令部。正当审问时，那叛徒忽然改变态度，反而告诉审问者说：“他（指我丈夫）的妻子准备进医院生孩子，他母亲年老，只有这个儿子，情况的确很可怜，希望从宽处理。”结果审问者训斥了我丈夫一顿，就把他释放了。

这事的经过，多么奇怪。原来我整夜的祷告没有落空。当时我无人可求，也无人能助我，神却成了我的帮助和依靠，用他的大能，来改变了叛徒的态度。按理这是叛徒立功的好机会，要他改变，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神怜悯我，怕我担当不了，竟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正如圣经上所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要赞美他在我身上显明的奇妙恩典和大能！

前面我已说过，我到上海，为的是准备进医院生第一个孩子。一天我肚子阵阵疼痛，我丈夫就送我进妇孺医院，下午五时许，院方规定，陪客一律离去。我丈夫走后，胎儿胞浆水忽然破了，但到深夜十一时许，胎儿始终不下。因情况危急，不允许再找家属商量，医生只得施行手术。正准备麻醉时，我大喊一声：“耶稣救救！”医生立刻招呼护士：“慢！慢！产门开了。”婴儿立即顺利产下。当时医生、护士都说：“恭喜！恭喜！”因离手术仅一秒钟之差，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如经上说：“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实在是我们在患难中的神，他的话何等可靠，我要一生信靠他！

1933年，我生第三个孩子，因离医院较远，须坐火车一小时左右，所以我母亲要我提前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叫我再过两个礼拜去住院。谁知回家仅三天，我母亲坐立不安，立即要我去医院，当时东西也来不及整理，就乘车去嘉兴，因离产期还远，同时带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工及母亲和我共计五人，即住进医院，觉得花费太大，所以决定先住旅馆。 谁知到了深夜，我就连续要大便，我母亲怕再迟叫不到车子，就雇车送我去医院。想不到一进医院，医生来不及准备，孩子就生下来了。但次日即患“阿米巴菌”痢疾（当时此病没有药治）。医生用尽各种办法，病情有增无减，便桶不能离身，医生束手无策。但我母亲心中平安，到各病房宣传福音。我知医生已无办法，就叫母亲去请几位神的使女来为我代祷！我母亲听到我要祷告，高兴极了，立即请了三位传道师母及小姐，祷告完了，立即便出许多，就此完全好了。何等奇妙！

这事的起头，似乎是灾祸，但事情的结果，却彰显了神的大能和荣耀！神真是无所不能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我要永远称颂他！

我母亲非常孝顺我的外祖母，我也十分敬爱我的母亲，所以我也希望有个女孩；可是我连续生了三个儿子，使我很失望。我母亲为此一直在神前代祷！在1935年阴历五月中旬，忽然在梦中听见有声音告诉我说：“你五月有，二月生”。我突然从梦中惊醒，数算一下，从五月到二月刚巧是十个月。但当时我在汉口，我丈夫在南京，我趁此机会，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并把这梦告诉了母亲。我母亲认为做梦不可靠，因此就把这事遗忘了。我认自己不会生女孩，就不准备再生，结果把小衣服全送光了。谁知1936年阴历五月，真的怀孕了，但那年大概有闰八月，应该阴历元月生，结果是阳历二月二十七日后半夜生，还是应验这梦里的话。

我女儿自幼多病，不到一周岁时，即患肺结核病，但十分听话，即使高烧到四十度以上，也不哭不闹，五、六岁时，身上有了钱，就要奉献，有病不愿吃药，要请牧师祷告。从小喜欢读书，过目不忘，因体弱多病，医生要她休息，只上半天学，但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估计只读五六年书，结果仍考上大学，后因患心脏病及神经衰弱症，加上肺仍不好，不得已先休学而后退学。我女儿因不能深造，常感前途暗淡，因此经常喜欢唱教会诗歌83首：

她经常与爱主姊妹一同交通祷告。结婚后，身体虽仍软弱，但圣经上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几句话语，一直应验在她身上，至今二十多年了。因此她爱主之心，与日俱增。她常勉励自己，宁愿做神会幕的橛子，讨神喜悦。不愿出头露面，得人的称赞。因此她在我心中，最为亲切。

我母亲信主以后，一直求神，在她离世以前，希望我在她身边。同时求神，让她生三、四个月的病，我可服侍她一段时期，免得她离世后，叫我太伤心。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家乡接近沦陷时，被轰炸得十分厉害，我丈夫冒险回去，想把我父母亲接走，想不到他俩已离家去乡下暂避，我丈夫正设法寻找他们时，恰巧碰到一位在汽车附近躲避日机的教会牧师，于是他带领我丈夫到我父母避难处，将两位老人接到湖北省沙市，和我同住。我母亲因当地言语不通，听道听不懂。想带领人信主，人家也听不懂我母亲的话，她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徒然白占地土。并且我已在她身边，正是回天家的好时候了。神果然听她的祷告，三个多月，每天下午有低烧（三、四分热度）。到1938年四月三十日，热度突然到四十度以上。五月一日凌晨三时许，便安然去世。我当时悲痛欲绝。我姐姐提醒我说：“你当时不是求神让母亲再活二十年吗？到现在已足足二十年了，不该再这样伤心。”但是我又后悔，当初多求几年多好！

1938年时，沙市住户都不用电灯，我家里也只有两盏火油灯，都放在我母亲房内。大概三点半左右，听到小女哭声， 我就走到自己房里，在黑暗中坐着喂奶。忽然有手扳我的左面肩膀，我就连叫：“姆妈！姆妈！”因我非常清楚是我母亲来叫我。但我父亲听到我在叫姆妈，就走到我房门口来喊我说：“姆妈死了，你为什么还在叫姆妈？”我说：“姆妈死了，我当然知道，但此刻姆妈来叫我。”我父亲还在和我争辩时，忽然在我眼前，像电灯一盏，我母亲站在灯泡中间，缓缓上升，一直升进了天花板，我告诉父亲：“你看，姆妈升天了！姆妈升天了！”但我父亲没有看到。当时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当天夜里，我的姨甥女（从小在我母亲身边）在梦中也看到外祖母升天。

因为经上记着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约14：1-3）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母亲是属主的人，今天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亲眼看见我母亲被接上升。证明了经上的话，何等信实可靠。主也顾念我的软弱，和丧失母亲的悲痛，让我亲眼看到，以慰我心。也使我想到，我也是属乎主的人，有一天，我也同样离世回天家，在那边，我要与我主和亲爱的父母亲及亲友们，永远相聚在主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离世，仅是肉体暂时的分离，将来还有见面的一天。而不信主的人，罪已经定了，他们将来要在永火里受刑，痛苦永不止息。所以我何等迫切地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肯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将来都可在天家永享福乐！

1940年4月，我由重庆回到上海，但我丈夫因有要事去重庆，我在上海患严重失眠症，甚至到了夜里，眼睛一闭，身体就会跳了起来，所以看见天黑下来，十分恐惧。这样昼夜不眠，约有三个多月，后来连米汤也不能下咽，又没有一个亲人来过问，想到女儿，当时只有三岁，如果我死了，她就成为孤儿，因此我后悔生她，而害她受苦。加上信心不坚，对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流血赎罪，还时有疑问，深怕自己的怀疑，致使将来天堂无份，而地狱难逃，以致恐惧战兢，所以每天哭着祷告神说：“如果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使我不再怀疑。”这样祷告约有一月之久。其实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神怜悯我太愚昧，突然在同年10月6日下午4时许，听到了非常温柔的声音说“诚心领受”四个字，我听到这声音后 ，立刻跪在床上，感谢神恩！大笑不止。女工进来看到我如此大笑，弄得她莫名其妙，连着问我为什么？我笑了好久，才告诉她：“此刻听到了神温柔的话语”。女工说：“怪不得。每天总看见你在哭，今天忽然笑成这样”。

从当天晚上起，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了，病魔忽然脱身，从此就深信不疑了。第二天开始，我就带了女儿，到处找教会。明知当时日本人和汉奸都注意我的行踪，但那时什么都不知害怕了。主也特别看顾我，没有遭到灾祸。

从这事上看出，虽然我怀疑神，但我诚心恳切地寻求认识神，他终于在我心里，斩除疑根，使我心中大享平安。因圣经上说：“凡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任何人，只要有诚心愿意明白和领受真理的心，寻找就必寻见，这是何等有福的事呢！

1941年冬，我丈夫去重庆述职。在圣诞前夕，我发烧到39度以上，高烧多日不退，亲友们都以为我患伤寒症，劝我就医。我告诉他们，有一位大医生“神”会医治我。他们都笑我太迷信。有一位亲戚，苦劝我请医诊治，我告诉他：“明晨我的热度必定退尽。”他虽不信，但我很有把握，因知神要借着我的病，带领他归主。谁知到了夜里，不但热度如故，且喉痛十分历害。当时我祷告神说：“喉痛实在难受，求神给我其他的病吧！”那时喉痛立止，但肚子痛得要命。我说：“主啊，你不但不医治我，还给我其他毛病，我死不足惜，但我已经说出，明晨一定退烧，如果明天我的亲戚来看我时，我的热度还未退，你的名得不着荣耀”。天黎明时，我连续泻了三次，由39度多，逐渐退到36.4度。那时我满心感谢神的大恩！

到了早上八点多，我的亲戚来了，用取笑的口吻说：“热度退尽了吧？”我说：“退尽了，不信，我用体温表量给你看。”从此，他们全家归主。这是信心医病的真实见证。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太17：20）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11：23—24）。这些话，在我身上，都是绝对真实经历过的，至今回味起来，仍觉新鲜甘甜。

1942年，我丈夫回上海后，我和他母亲、他姐姐同住在一位朋友家，有一天他姐姐外出，迟迟不归。晚饭时，我第三个孩子，正在晒台上收拾劈柴，见姑母披头散发，后面有一群人跟着，就进来告诉我，不让我出去，我准备打电话给我丈夫，孩子也不让我打，说是他们就在门口。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在房内总是不妥，于是就冲了出去，看到那批人都走进了姐姐的房间，我就下楼想逃，可是后门已上锁，又看到日本人和翻译等，正从楼梯上下来，我就走进写字间暂避，想不到他们也进来了。我只得迎上去，佯装着问他们：“楼上出了什么事？”那日本人狠狠地瞪着眼对我说：“什么事？什么事？”后来他们上去打电话（电话机在我房内，我的‘良民证’等，也在房内写字台上），我知道事情不妙，立即到花园内找门再逃。（因当时借住在人家公寓内，情况不熟悉）但每扇门都上了大锁，忽然看到一扇小门，是弹簧锁，打开门不见一人，那时我满心赞美，把孩子们都忘了。先到亲戚家，找到了丈夫的母亲后，把情况告诉了她，再出去打电话给孩子们，想叫他们也从那门逃出，岂知已被敌人看住。最后打电话给我丈夫，他不信我能逃脱，而肯定是敌人故意把我放走，所以我到他们那里时，他们都已逃跑，不得已我去朋友家，估计我丈夫会打电话来找我。果然，不一会儿电话来了，问我后面有多少人跟着？我告诉他，只有我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不信。最后叫我等在贝当公园门口（即现在的衡山公园）。等了好久，天色已暮，才有人来招呼我，带我到我丈夫那里，当时他们都说：“怎么你能逃脱，你信的上帝，真是活的上帝！”

事后知道，他们上楼打电话时，发现我的‘良民证’，才想到楼下所看到的，就是他们要抓的对象。于是楼上，楼下，屋顶上，花园里，到处找我。因找不到而十分懊丧。我丈夫的姐姐说：“我已经把你们带来了，你们自己把她放走，那不能再怪我了。”

并知当时住屋四周，都有宪兵看守着，只有此门，疏忽未守。后来他们又在深夜翻墙进礼拜堂，把人家从床上拉起来，对我的照片，并将我的相片印了很多，在各马路上找我的行踪，直到我丈夫请朋友把我护送离沪。

从上述这件事情上，实在使我体会到经上的话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这次能奇妙脱险，连不信主的朋友们也说：“你信的神，真是活的神！他实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大能主宰！”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丈夫奉命整顿上海，扫除流氓，得罪了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大流氓，他们蓄意报复，便大造舆论，来毁坏他的名誉，并串通军统特务，设计暗害我丈夫。我请了教会中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为我丈夫迫切代祷！罗马书12：19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结果设计谋害者，不日坠机而惨死，我丈夫则安然无恙。这是何等快的报应！

俗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圣经上每句话语，迟早都要应验，因为神对敬畏他的人是慈爱的，对作恶的人，是严厉的。所以加拉太书6：7—9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要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一位姓严的，一定要我丈夫住到安福路鹤园他的一幢房子内。1949年解放后，周总理来电，要我丈夫去北京工作，于是那幢房子让我和孩子们使用。1950年我丈夫回沪探亲时，房主就托人和我丈夫商量，准备将鹤园的房子卖掉，另顶一所房子给我们居住。我丈夫回来和我商量后，我完全同意。哪里想到我丈夫走后不久，忽然接到法院传票，要我为房子的事去出庭，急得我走投无路。因我有生以来，从未去过法院，因此迫切求主！第二天早上读经时，读到以赛亚书31：3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神因我灵性太幼稚，怕我还不清楚神的旨意，特将这节经文，每个字都放得像葡萄那么大。神这样的爱我，安慰我，我感动得流着泪感谢主！求主为我作主！从此我就感到泰然无惧了。

那天开庭时，原告和法官，态度均很强硬，他们说：“如果你不自动搬走，将把你的家俱，全部搬到马路上去。”但我处之泰然，我只说：“你们知道我丈夫没有钱，但现在找房子都要顶费，我没办法搬，只有去北京告诉我丈夫，至于房子内的家俱，大部份是房主的，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们接着还说了许多威吓的话，我都默然不语。不料我回家不久，房主就托人来电话告诉我：房主准备将房内家俱，全部送给我，并给我一千元人民币，作为搬家费用。就在这时侯，有位姊妹来问我，她的亲戚，家有空房，在兴国路，离安福路很近，搬起来很方便，不要顶费，欢迎我搬去。靠人当时走投无路，靠了神，事情就这样十分奇妙地顺利解决了。

1953年我婆婆去世后，我丈夫的姐姐要去武昌，与女儿同住，于是把过去我丈夫顶给他母亲和姐姐同住的湖南路房子，让我去住。我兴国路房东知道后，提出宁愿减低房租，不让我搬。但湖南路房子比较宽敞，又在底层，房租也低，且我丈夫的姐姐，一定要我搬到湖南路住，结果还是搬走了。兴国路房东认为，再也找不到这样满意的房客，一赌气，就此把房子卖掉了。

回想我虽然是个愚昧无用的人，但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到今天。现在我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外孙，全都归向了主，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我纵然有一千张嘴，也感谢不尽主的大恩大爱！这是他们最大的福份，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1953年10月3日晚，接到我第二个儿子逝世的电报，当时虽极难过，但仍与女儿去教会聚会。由于这孩子特别聪明听话，所以亲友们都疼爱他。突然离世，内心痛苦难以言喻，那夜整夜不能成眠。次日（4日）早上，礼拜堂牧师长老，都来安慰我，但我心里仍然阵阵疼痛。于是就一同跪下祷告（我跪在床上），祷告到一半忽然觉得有一块东西，从胸口落了下来。内心深处，好像告诉我：“已放在保险箱内。”因为我一直担心他会放弃信仰，就此心里不再觉得难受，反而感到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这样内心一直充满着喜乐，约有一个月左右，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当时有许多亲友，以为我神经失常，也有人认为我不近人情，但事实并不如此，只是神亲自安慰抚摸了我的伤痛，他大能的手托住了我，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过我们微小的头脑所能理解的；又有人认为我的媳妇知道后（那时我媳妇在医院内生第一个孩子），一定痛苦难当，因为他们结婚才一年多，平时感情非常融洽。当时我说：“神安慰了我，也必安慰了我的媳妇。”果然，后来我媳妇回上海告诉我，她在医院内，每次为她丈夫祷告时，总在她心的深处有一句话告诉她：“他现在比你好。”但她想不出丈夫比她有什么好？因为她进院分娩时，她丈夫病在床上。出院知道后，即痛哭失声。只是神看顾了她，亲自拭干了她的眼泪，使她能忍这莫大的打击，只大哭过一次。

后来我媳妇的外婆也告诉我：“我每次去医院看外孙女时，一走进房门，眼泪就一点也没有。但一跨出她的房门，即泪如雨下。”实在看见神的奇妙，使我的媳妇，在产期中不致感到难受。

虽然到今天，还不明白为何我的孩子这样早就离开了世界，但我深信主有美意。如经上所说的：“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有一天，见主面时，一定完全明白他的美意，他永不会作错事。经历了这次神奇妙的安慰，使我更认识了神的大能，终身不忘，永远感谢他！颂赞他！

我的胃口，一向很差。但到1959年，忽然好转，但身体逐渐消瘦，从一百十几斤，降到七十斤左右。我的亲戚，看到我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肯定有病，要我去看医生。经医院多方检查，肯定我患了甲亢，很可能是癌症，要动手术，叫我女儿别告诉我。当我知道后，想到自己六十岁了，既然是绝症，就不再就医服药，母女俩同心祷告神！

1960年我丈夫从北大荒回来后，一定要我再去医院检查，仍然找到那位内科主任，检查结果，情况很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告诉他：“什么药也不吃，只有祷告耶稣，他医治了我”。医生笑着对我说：“我带你去给外科主任看看”。外科主任在各方面看察一下，对我说：“已大大好转，不用再开刀了，好吗？”内科主任对外科主任说：“她就是不肯开刀。”大家都笑了。

我们信主的人，任何灾祸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只要我们好好省察自己的言语，行动，思想等，是否有亏欠神和人的地方，在神面前，好好认罪，神必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1962年，我的户口迁到北京后，1963年春，即患重病，几濒于危，中西医束手无策，后来中医开了一瓶名贵药品，叫我丈夫去各药房问问，是否有货？结果走遍北京各药房，均无此药。当我丈夫出去买药时，我连续呕吐，浑身发抖得床都震动，接下去水泻好多次，我女儿痛哭祷告，求神伸手。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各病完全脱身。到半夜我丈夫回来，不相信我病已愈，还以为临终前回光返照，仍要陪夜，并准备后事。我告诉他，神已医好了我，坚决不要他陪夜。次日清晨，我姨甥女来看望我，我已精神抖擞。但我丈夫还不让我多说话，深怕病情变化。实际上神的医治是最彻底又最迅速的。

1964年四月中旬，我母女俩忽然都病了，且病得很厉害，谁也不能照顾谁，且住的宿舍是独门独户，外人也不得而知。那天傍晚，却巧我丈夫劳动结束，从乡下回来，看到我俩都昏昏沉沉，卧病在床，急得他手忙脚乱，先来照顾了我，然后到女儿房里，见她跌倒在地，神志昏迷。等到医生来时，我已失去知觉，情况很惨，正邀集亲友，商量后事时，我忽然苏醒过来。第二天早上，我母女俩都恢复正常，且胃口大开，我真像从死里复活一般，多么奇妙，感谢主的洪恩大爱！

我的脾气很急，说做就做，所以任何事喜欢亲自动手，走路也不喜欢慢慢地走，今年虽八十五岁，仍然不爱用手杖，因此经常跌跤。

1962年冬，我一人在家，到衣橱顶上去拿东西，一不小心，从梯子上跌到水泥地上，那时也已62岁了，仅大拇指受伤。

1964年夏，我的脚一不小心被竹帘绳子钩住，从窗口一直跌到门口，约有三米左右远，因瓷砖地，跌得浑身疼痛，后来把我抱到床上。不一会，就起床工作，一切恢复正常。

1964年秋，我女儿因铁锅太重，替我买只钢精炒菜锅，那时还用煤球炉子。当油滚透时，因锅太轻，急于放菜，因不小心，将油锅倒翻在右手心内，当时皮肉烫焦，痛彻肺腑，我就涂上一些清凉油，立即止痛，夜里仍然睡得很香，第二天右手就能工作，不几天完全好了。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什么不断地临到我身！

我自1962年迁居北京后，甲亢又逐渐严重。1965年下半年，脉搏每分钟达160多跳，又到了死亡边缘。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我的甲亢病突然痊愈。群众以为我丈夫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不能外出，内外一切事务，均由我一人负责处理。至今二十年了，旧病从未再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虽被抄好多次，我都处之泰然。

1967年11月2日， 因群众把我丈夫戴上了内奸工贼等罪名，而予以隔离审查。当我丈夫被带走时，解放军正在抄我的家。但主赐我意外的平安，我仍然吃我的晚餐。像这样的环境，实在体验到神的同在，无所惧怕。为了女儿不放心我一人在京，终于去陕与她同住。

1969年6、7月间，当时我在西安女儿处，有人告诉我，“菜场上来了不少新蒜头，明晨出售。”我因女儿肺有毛病，需要吃蒜头，那天清晨，天朦朦亮，人家都在睡梦中，我就偷偷地出去排队，排了第二名，估计一定能买到，非常得意。谁知菜场门一开，排在后面的人冲上前来（菜场在洼地，离马路约低三尺多），把我冲下了洼地。因脚站立不住，仰面朝天，跌倒在水泥地上，神志昏迷，只听到人家在说，白头发的老人跌死了。不一会儿，我就清醒过来，买菜的人都围到我身边，把我扶到门口的石级上坐下，问我要买什么菜，并要送我回去。但我一点不觉得什么，所以谢绝他们的好意，独自回去。我女儿见了我，惊讶地问我，那么早，到哪里去了？那天白天，身体还觉得很好，但到了傍晚，热度逐渐上升，到39度以上。我女儿立即送我去医院，加急诊检查，经医生仔细查问，认为我脑子十分清楚，没有脑震荡现象，给我吃了几粒“四环素”，就完全好了。

我这次跌得最厉害，实在是神奇妙的看顾！信主的人，真是有福，因蒙主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也许有人说：“神看顾你，叫你不跌跤，不是更好吗？”这话不错，但从我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经过患难，才更明白了神的祝福！

我们母女俩，真是形影不离，心心相印，她不能无我，我不能无她。她是我的唯一安慰，我是她的最大享受。但主耶稣说：“爱父母、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所以神一再用梦、环境、疾病、话来提醒我，要我俩分开。可是我一直不肯顺服，以致受了不少痛苦。

1974年的夏天，有一夜里，神在梦中清楚地启示我，要我和女儿分开。到那年9月，接交通部来信，叫我回京，因我丈夫的事情1972年已结束，因有曲折（林彪事件）搁到现在（1974年）。我回京后，部里就不让我再回西安。1975年春，我丈夫回家，我认为从此可与女儿分开了。谁知1976年我丈夫因胃癌逝世，当时我大儿子一家在苏北，小儿子在东北。北京、上海均无亲人照顾，因此我女儿仍然要我去陕。但这次去西安，这病那病，病魔总不离身。于是想到1974年神的启示，决意要跟熟人回沪。但我女儿坚持要我小儿子来接，否则不放我走，并申请将我的户口迁到西安。经祷告后，神用奇妙曲折的安排，终于由小儿子来接我回沪，同时交通部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把我的户口迁回了上海。这一切很清楚地看到神在暗中引领我前面的道路，因为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1977年回到上海后，我的身体胃口都好。但我女儿不愿意我离开她。当时她在厂里申请到一套较好的宿舍后，于1979年9月底，再度接我去西安。当年12月20日，我女儿吃中饭后，正准备去上班，我突然头晕目眩，冷汗直流，全身僵硬，不省人事，小便失禁，面无人色，身子已在椅子上倒了下来。我女儿抱住我痛苦求神，一会儿就苏醒过来，到晚上我已完全恢复，饮食照常，但把我女儿吓得病倒了。

1979年5月1日开始，到31日，又整整病了一个月。7月份又病倒了，且愈来愈严重，每天午后开始，腰部及背脊，抽痛得十分厉害，胸腹部恶心疼痛，然后浑身发冷，呕吐。接下来就是发高烧达39度以上，到半夜出汗，全身衣服湿透，早上热度退尽，照常起床，但胃口很差，流质都难下咽，如此有半年多。经医生检查，认为非肝炎即肝癌，要送隔离医院。但西安隔离医院在郊区，我女儿因不能在旁照顾，坚决不送。我越来越清楚，神要我离开女儿，所以想跟亲友回沪。但一提到回上海，我女儿即痛哭流泪。可是我天天发高烧，东西一直吃不进去，以致瘦骨如柴，但我精神一直很好，医生也觉奇怪。我深知神的旨意无法抗拒，所以和女儿商量，“向神提出三个人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放在主的面前，两人同心向神祈求，如神垂听成全，你也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她也同意我的建议，于是1980年春节后，将这三个难题放在主前。真奇妙！第一个最难办到的事，3月7日就解决了。第二个也相当棘手的问题，于3月13日晚上神也为我成全了。第三个问题，在3月20日左右，神也替我办妥了。于是我女儿也清楚了神的旨意，只有流泪答应。有一天，一位十分爱主的老弟兄来看我，我女儿流着泪告诉他，“现已清楚神的旨意，若果再不放她，神把妈妈收了去，那我连暑假寒假也不能见到她了。”

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不顺服神的旨意，在旷野绕道四十年，吃了不少的苦，我也因一再叛逆神，以致也吃了七年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