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杰瑞米·科瓦（Jeremy Cowart）

改写丨展清

播音丨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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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杰瑞米多次获奖，被《赫芬顿邮报》评为“互联网上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帮助画像”行动的发起人）

我在网上发出一个消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愿意为我提供免费住宿，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带着相机来到停尸房人满为患的海地。后来，照片挂在联合国大楼的会议现场，与会的各国政要承诺提供100亿美元，重建大地震后的海地。我来到卢旺达，找到了那些在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中被影响的人。当我看到受害者们与那些杀害他们家庭成员的人握手、拥抱、微笑时，我咬紧牙关，好让自己不哭……

十几年过去了，在发起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拍摄了近百万张“帮助画像”行动的图片后，我发现图像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图像有能力恢复尊严、揭露特权，图像有能力改变人们的生活，包括摄影师的生活和每个看照片的人的生活。

我就是那个得“F”的小孩

图像首先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我是那个带着两个F的成绩单回家的小学生，我想父母最终会接受一个事实：我不够聪明，我不可能成功。但他们没有责备我，还很快在成绩单上发现了B和C，他们拿出气球用来祝贺我。“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他们经常这样鼓励我。

家里的三兄弟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努力加入哥哥们的活动，兄弟三个组成了一个喧闹的三重唱组合。爸爸感觉我们有些音乐天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当有歌手需要为专辑配上童声时，爸爸就会开车载上我们去伴唱。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音乐工作室度过的，在约翰·丹佛、威利·纳尔逊、迈克尔·史密斯的专辑里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呢。

父母总是鼓励我们学习艺术。有一次，他们问我是否想学钢琴。我迫不及待地弹奏了我最喜欢的歌曲，他们给我报名了。上课很快变成煎熬，一两个月后，我搞清楚了自己在钢琴上没有天赋。进入青春期后，我继续走在成绩一般、唱歌一般、篮球技巧一般的道路上。

我选了一门艺术选修课，美术老师让我们完成一个作业。当我把画带回家给父母看，他们盯着画，然后互相看了看，再看着我。他们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像我已经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他们抱起我来，说这幅画太棒了。忽然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想也许我能做点什么。

父母看到了我的才能和热情，全力支持我。我潜心于艺术，利用每个空闲的时间创作或修改。1995年我进入大学后，选择了平面设计专业。当时计算机平面设计还是一件新鲜事，Photoshop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酷的工具之一。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会有先见之明，认为我可以把平面设计作为未来的职业。

第一个学期的课上，教授要我们设计一张专辑封面。我从零开始，创建了将多张照片合成为一张的技能，使用绘画效果来创造笔触。越使用Photoshop，我的发现越多，越是兴奋和着迷。我发现Photoshop不是仅为聪明人设计的程序，只要用心谁都可以做到。我告诉同学们一些建议和技巧，大家合作，把想法变成现实。

大学时我认识了莎伦，大四时我向她求婚，她答应了。1999年8月，我们在田纳西州第一浸信会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业内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我只是在大二的时候上过一门摄影课而已。如果不是妻子的鼓励，我根本不会进入这个领域。

曾酗酒的父亲30年来与儿子的首聚

她第一次看到自己未受虐待的样子

毕业后我在一家高端广告公司工作。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后来我的几个大学伙伴想要进入音乐行业，他们让我设计他们的专辑封面和网站。很快我就辞职创办了一家自由平面设计公司。歌手们喜欢我们的作品，他们把我介绍给唱片公司。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W. Smith）的唱片公司聘请我们来为他们所有的艺术家创建网站。这个工作需要一些宣传照片，我因此拍摄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妻子莎伦的支持，我可能会一直坚持平面设计。很快，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带着相机，每按一次快门，我就更加确信我正在走向一个新事业。到2005年，我只想做摄影。

2008年的一天，我在早晨淋浴时想到了一个浏览量很高的视频，三位牧师在视频里呼吁人们反对圣诞节的商业化，鼓励人们少购物、多给予，把省下来的钱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倚着墙，低着头，看着水从头顶一股股流下来，我想我能给出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朋友贾维斯。他是西雅图的一个摄影师，召集了一大群想要学习摄影的普通人，为他们邀请模特和灯光师。新手摄影师们一起工作，互相学习，在专业环境中获得经验。

根据我的才能，除了买礼物，圣诞节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像贾维斯那样给人拍照，而不是给模特拍照呢？如果我拍的是穷困潦倒的人，而不是模特呢？我对莎伦说出了我的想法：“任何带着相机的人都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拍画像，也许有些人从来没有专业地拍过照片。我们可以拍下来，然后免费送他们一张作为礼物。也许我也可以请发型师、化妆师，让人们觉得自己很特别。给一位苦苦挣扎的单身母亲一个选择，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人给她拍照，这该有多酷？我们可以叫它‘帮助画像’（Help-Portrait）！”

当我停止说话时，我看着莎伦，她为我的想法感到惊喜：“太棒了，你一定要去做！”我迅速给几位摄影师发了邮件，然后在Facebook上发布了自己的创意。当时，社交媒体还是新事物。Instagram还不存在，几乎没有人发Twitter，Facebook才刚起步。但网络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力量。摄影师、发型师、化妆师、灯光师、宴会承办人、社区志愿者纷纷就位。三个月后，“帮助画像”活动在42个国家的500多个地点举行，超过3500名摄影师参与动，5000名志愿者捐赠了41000幅画像。

我们把项目继续推进到第三年。人们的故事创造了联系的时刻。在纳什维尔，一个带着大面积面部疤痕的女孩对着镜头拍照，她分享了自己是如何被虐待长大的。她说，从记事起，她的身上就有伤疤。我们给她拍了照，然后把所有的伤疤都PS掉，她第一次看到没有被父亲虐待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把肖像递给她，她看着自己的新面孔哭了起来。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她托付给我们的时刻。

2010年，一位移民让我给她和她的四个孩子拍照，然后她把丈夫的一张照片放进全家福里。作为一个在战争中牺牲的巴基斯坦人，他在家人尚未拍下一张全家福之前就死了。我做完那幅画像，含泪递给她。我为她的家人低声祷告，也为这个地球的和平祈祷。“主啊，求你教导我成为和平之子。”

2016年美国加特林堡火灾幸存者

海地之声：爱征服一切

2010年初，我和莎伦坐在沙发上，两个孩子在客厅里蹒跚学步，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CNN关于海地地震的报道。当画面从倒塌的房屋、被毁的建筑物和道路上掠过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听到记者谈到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停尸房人满为患、街头频发的暴力和抢劫。我们情不自禁地哭泣祷告。

我急切在缺乏人情味的报道中寻找当地人的故事，他们怎么办？感觉如何？在主流媒体上我找不到，于是我在Twitter上寻找，无论文章还是视频，想要听到海地人的声音。他们想告诉世界什么？如果我在那里，我会把麦克风递给他们。

为什么我不带着自己的“麦克风”去海地呢？也许我可以让他们在碎石上写下他们的想法，然后拍下来。如果这些照片就像一条视觉Twitter，不是很酷吗？我立即发了一条Twitter：有人知道怎么去海地吗？我对海地一无所知，也不认识海地的任何一个人。一个在海地的陌生人回复说：你可以过来和我住在一起。

在一个遭受历史上最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提供免费住宿的承诺。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莎伦说，她知道其中的风险，但她相信上帝会保护我、指引我找到正确的故事。

一周后，在推特上回复我的弗雷多在机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来接我。他和我差不多大，在十天里一直陪着我，做我的翻译、司机和摄影助理。他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人们的声音发出来。

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我们早早醒来，驱车前往太子港市中心。当我们拐过街角，城市尽收眼底时，我看到了只能用好莱坞战争片中的场景来形容的景象。搜寻场面比我想象的更可怕，痛苦更明显。一名牧师和一户人家在废墟中挖掘，我来给人们拍照，我对他们的痛苦麻木不仁吗？他们真的需要我的相机吗？弗雷多告诉我必须坚持下去，海地人民需要被倾听。就在我强忍着激动的时候，他向我保证，我们会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故事。

一对夫妇的婚礼筹备了几个月。尽管地震发生，他们还是决定坚持到底。我们赶往婚礼地点，到达教堂的位置时，我们发现原来的建筑只剩下几堵墙。新婚夫妇站在一堵倒塌的墙旁边，说出了他们的誓言。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许多亲人，朋友分散在城市各处。当我问新郎和新娘想对这个世界说些什么，他们毫不犹豫地用英语在一个白纸盘子上写道：爱征服一切。

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本可以推迟婚礼，沉溺在痛苦中。但他们选择庆祝他们仍然拥有彼此、仍然有家人的支持。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举动，即使短暂，却有助于减轻整个社区所承受的悲痛。

我带着这些故事回国了。六周后，我接到了国际乐施会的电话。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国际捐助者即将在联合国大楼举行会议，讨论用于海地重建的资金。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人一直在关注我的摄影文章，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展示在联合国的大厅里，以便大家一进入会场就会看到。我同意了。当天各方承诺提供100亿美元重建海地。虽然我无法知道我的照片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听到了海地人民的声音。

传统的新闻媒体在代替海地人说话，而不是让海地人为自己说话；记者、摄影师忙着呈现破坏的现场。当我看着这一切时，挫败感与日俱增。我想我看到了那个人心的缺口。我知道摄影可以影响那些讲故事的人的生活、那些听故事的人的生活，还有我的生活。我明白了图像的力量、艺术的力量。

爱征服一切

有信仰的人要表达他们的创意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年轻基督教领袖的领导力会议，被邀请分享我的“海地之声”系列图片。在轮到我之前，刚巧是劳拉·沃特斯·辛森（Laura Waters Hinson）讲述她的故事。她的开场白把我从我的世界里拉了出来：“你能饶恕一个杀害你家人的人吗？”她在说什么？

我看了下节目单，原来她是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的导演，片子讲述了两名卢旺达妇女如何与在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屠杀她们家人的凶手面对面的故事，影片名字叫《我们选择饶恕》（As We Forgive）。当天，劳拉在小组中详细描述了种族灭绝的暴行和对妇女的恐怖行径。当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被允许搬到受害者家的隔壁时，人们会作何感想？正义何在？随后，她分享了当地人尝试寻求一种恢复的正义，饶恕如何改变了社区和国家。

听到这些，我愣住了。我结结巴巴地讲完了我报告的那一部分，心里仍然想着卢旺达。会后，我找到劳拉说：“我们可以通过摄影来分享那些深不可测的苦难和宽恕。”几个月后，我坐上了飞往卢旺达的飞机。

我跟着劳拉找到了一些受害者。劳拉将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介绍给我认识，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劳拉告诉我，在种族灭绝期间，那个略高、笑容腼腆的男子是如何杀害了五个人的。他杀害的五人中有一个就是站在他旁边的加斯伯德的哥哥。而他们站的地方正是加斯伯德的弟弟被杀的地方。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后，当我为他们拍照时，他们举起自己写下的愿意饶恕的宣言。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在拍摄过程中不崩溃的。当我看到受害者们与那些杀害他们家庭成员的人握手、拥抱、微笑时，我咬紧牙关，好让自己不哭。

如果说海地教会了我人类在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恢复的能力，那么卢旺达教会了我福音在最邪恶的人面前的力量。

回到美国后，我与莎伦分享了这些照片，告诉她照片背后的故事，然后将图片和文字整理成一个名为“和解之声”的系列专题，发在我的网站上。不久之后，CNN找到我，希望与我合作，我同意了。几天后，CNN的专题报道上线了，标题是《你能饶恕杀害你家人的凶手吗？》，数百万人点击。这些读者体验到了饶恕的力量，看到上帝在卢旺达人中的工作。

卢旺达改变了我对耶稣教导饶恕的理解，帮助我知道饶恕并非软弱，而是多么具有变革性！它可以改写历史。这也让我知道，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工作可做、我离这种饶恕还有多远。

通过这些，我看到创造力和艺术表达比恐惧和暴力更有力量。因为恐惧和暴力只会带来毁灭，而创造力、艺术和思想却能带来治愈，因为所有的创造力、艺术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上帝。有信仰的人需要寻找机会来表达他们的创造力，即使在阴暗恐惧的地方。

我只是个普通人，但上帝给了我一套礼物：创意和听故事的能力。上帝通过我在海地、卢旺达和乌干达从事平面设计、人像摄影、新闻摄影等不同的经历，磨练了我。回顾我的经历，我看到祂是如何将这些恩赐与他人的恩赐结合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

现在，我鼓励我们的四个孩子也这样做。我要跟随上帝从一个创意到另一个创意，我也要与他人合作，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这些创意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提升我的名声或建立我的事业。相反，这些创意是为人而存在的。

（本文参考了杰瑞米的《I'm Possible: Jumping into Fear and Discovering a Life of Purpose》、以及今日基督教等网络资料，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