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细拉

播音 | 伊然

在登台领奖时，曾沛慈说：“感谢上帝，这个荣耀是归给你的！”在随后的采访中，她表示在难熬的日子里她曾经很认真考虑过要放弃，是信仰帮助她走到今天，“没有信仰，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贾静雯也谈到信仰对她的重要。

今天《境界》特别重发该剧的剧评——《我们跟坏之间，只有一条线？》

吕莳媛

我们一家三口正在麦当劳吃东西。我突如其来地问妻子：“如果现在有人冲进来乱砍一通，伤害我们的孩子，你会怎么办？”她的回答很有侠女风范：“我会和他拼命。”

近来一部台湾高分神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让我很有代入感地想到，“儿子如果受苦、被伤害，我会如何？”这部台剧围绕着一起发生在电影院的无差别杀人案展开，凶手李晓明携自制的手枪在电影院开枪，造成9死21伤。这是一起无可争议的巨大罪行，但该剧的重点却不在于令人血脉喷张的正义伸张、恶人得惩，相反，它关注的是这一恶行给受害人家庭、加害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李晓明枪击案似乎制造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凶手被逮捕甚至被枪决都无法使伤口愈合，反而继续化脓、生疮、感染、溃烂。最终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受害者不再纯然无辜，加害者也不再可憎如禽兽，善和恶的边界渐渐模糊，共同制造了我们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

该剧成为中国多家媒体追逐的热点。在惊呼“神剧”的同时，媒体同行们却忽略了正是编剧吕莳媛的基督信仰，带她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

手拿善恶标签的我们

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在剧中是一个媒体人。她的儿子在影院枪杀案中遇害。身为母亲，她无法走出丧子之痛，试图用酗酒和工作使自己忘却，但她与丈夫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紧张。在女儿眼中她早已形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算了。她的拼命工作使下属不堪重负，经常性加班让同事面临家庭危机。

不仅于此，当她得知自己手下的李大芝正是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时，为了获得独家报道，她不惜突破职业伦理，采取跟踪和偷拍的手段。她对自己家人、同事和李大芝的伤害，似乎都因为她的“受害者家属”之名而有了正当性。

大型伤痛事件往往成为媒体竞争的战场。在调查和评论之际，媒体常被诱惑越界侵入被采访对象的生活，给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

剧中从事媒体行业的角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观众只有七岁智商”，但民意代表了收视率、流量和广告商的投资，因此媒体往往需要迎合民意。但民意常常容易被情绪挑动。当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公众往往根据极为有限的资讯，瞬间作出判断，表现出一种“是非分明”的正义感。

在公众的想象中，李晓明就是恶魔、变态、杀人狂，而生养这种恶魔的家庭也一并被妖魔化。在这种舆论面前，凶手家属的道歉被视为炒作，隐藏则被指为逃避责任。剧中李晓明的家属因此过上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的生活。一旦行踪暴露，那砸向他们的代表着“正义感”的鸡蛋和石头，就迫使他们往崩溃更走近一步。

谁是“善”的代表？受害者？媒体？还是群众？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以善之名来行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所行之善却又成为另一种恶的原因。

凶手及其家属就是彻底的恶吗？随着镜头，观众得以走近凶手及其家属，并发现开枪导致9死21伤的恶魔并非青面獠牙，而他的父母家人看上去也不是大奸大恶之辈，和其他为人父母者相比也并没有不可饶恕的过失。

与吕莳媛同为基督徒的台湾编剧和导演岳清清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时有感而发：“善与恶都是世界给我们衡量别人的一把尺。”她说，在杂乱的世界里，善与恶都是存在的，但人却没有办法对善恶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当然，该剧并非混淆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指出人性的局限，我们其实缺乏知善恶的能力。当我们简单化地用善恶的标签区分我们和他们时，只是表明我们对真实的人性缺乏理解——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远，人自认为的善与恶之间并非壁垒分明。正如编剧吕莳媛所言，该剧取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因为她曾看到一篇文章写到“我们跟坏只有一条线”。

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

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为凶手李晓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王赦。王赦一出场就遭到受害者家属的泼粪，公众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辩护。表面上尊重法律制度的安排，背后更重要的理由是，王赦是剧中唯一一个不将李晓明视作社会癌瘤的人。如果李晓明只是我们中间的异类，那么杀光这些“坏人”，只留下“我们”这些“好人”，世界就美好了。但事实却是我们和李晓明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1961年社会学家阿伦特奔赴耶路撒冷观摩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期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的主要负责人，是“终极屠杀方案”的总策划师。

在大多数人眼中，一定是艾希曼的穷凶极恶才令他犯下滔天罪行。但当阿伦特见到艾希曼的时候却发现，他作恶的动机既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施虐狂般的仇恨，而是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理由：升职，取悦上司，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与其说艾希曼有着魔鬼般的意志，不如说他和我们一样都太现实、“太人性了”。

有人批评阿伦特为纳粹的暴行洗地。或许事实仅仅是，从自我中心这个听起来很平常的心态出发，一个人可以走进一个多么遥远而恐怖的深谷。真正令我们不安的是，阿伦特拆毁了“他们”和“我们”之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不安地想到，原来没有谁是恶的绝缘体，“那些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

王赦被同事誉为“人权斗士”，但他自己知道，他之所以愿意为这个“人渣”辩护，是因为自己和“人渣”相隔不远。出身卑微的王赦，年少时几乎成为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拉肚子迟到两分钟，没有赶上那辆去火拼的车。他的人生轨迹就此不同。对王赦来说，他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而已。

作为律师的王赦当然明白违法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只是快速地为一宗凶杀案结案，对类似案件的预防没有任何意义。凶手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刑罚，还有宽恕和怜悯。这里的宽恕和怜悯不是逃脱法律的审判，而是不再将凶手看作非人。将自己也看作与凶手有同样罪性的人，是怜悯的前提。正如俄国作家果戈里在遗嘱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

恶行所带来的创伤最终需要整个社会进行消化，我们或者简单地将怒火和矛头指向体制、社会和他人，或者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把宽恕纳入我们的视野，明白宽恕不是勾销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是在意识到他人犯罪的同时，也理解到他和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我们的心灵也同样有阴暗、邪恶的念头。“我们自己之所以没越界，常常是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巧合。所以，‘罪犯’不仅是‘罪人’，也是‘不幸的人’”。

剧中宋乔安虽是枪击案的受害者，但藉着突破职业道德底线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凶手。当她几次被点醒这一点的时候，儿子遇害的阴霾和她对犯人家属的愤怒才有了散去的可能。

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

如果我们仅仅是由于幸运而没有变成李晓明，因此就自诩道德高人一筹，将审判权攥在自己手中，是奇怪而危险的。剧中举着正义大旗的媒体和公众最终也站在了凶手阵营之中，类似的情形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中的评判者应该有自知之明，即他不是最后的评判者，他自己也是有罪的”。

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同样对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恶行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无法理解为何那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医生和科学家，竟然惨绝人寰地将犹太人制作成灯罩和肥皂。“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他的问题其实也是答案，残忍的暴行往往源于我们切断与他人的同理心，不再将他人视作同类，甚至视之为“非人”。

《罪与罚》中的拉斯克利涅科夫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为自己辩护道：“罪？什么罪？因为我杀了一个下贱的、害人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的？”而妹妹都丽亚绝望地喊着说，“哥哥，哥哥，你说什么话！你是杀了人的！”凶手将人视作“非人”，而公众又将凶手视为异类。我们将他人排除出人类的范畴，心安理得地制造着各式各样的“凶杀案”——或用匕首，或用键盘。

或许真正的医治来源于，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和他人实际上都分享着同样的罪人身份。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既不认识人性，也不认识自己，也就无法真正与他人共情。朋霍费尔说，那些不了解自己是罪人的道德理论家因此而变得盲目。所有人都落入了一个真正的圈套：不愿意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注视上帝的真理而变得单纯而聪明。

在上帝面前，所有人同为罪人，这就是上帝的真理。而那些愿意谦卑降服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与心中的自私与贪念争战的人，才不至滑跌到艾希曼或李晓明的境况。宇宙之间并非全然善意的存在，甚至并非全然中性的事物，邪恶的势力的确存在。当肉体中本就充满私欲的人，被邪恶的力量抓住，我们不是有可能会犯罪，而是没有可能不犯罪。

当有人来到耶稣面前，称祂是“良善的夫子”时，耶稣并未飘飘然将这个称呼笑纳，反而挑战对方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善恶作为标准，即使称耶稣为善，也只不过是因为耶稣暂时达到我们的要求而已，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

那些称耶稣为善的人很可能和之后高呼“钉死祂”的人是同一批人，而之所以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我们自己仍然掌握着善恶的尺度。因此耶稣接下来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人最合宜的身份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至善对我们的判断。

那些被骄傲深深捆绑、专好在人前充当道德楷模，因此无法在神面前真正谦卑认罪的人，因此成为距离魔鬼最近的人。虽然我们经常软弱，行事使神担忧，但常常悔改却可以帮助我们，不堕落到亵渎神的地步。当我们不再伪装成道德权威，才能因着自己和他人同为罪人而能走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