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当派往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回国述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宣教士不用介绍自己，根据他言谈举止，别人就能够大体猜出他在哪个国家服事。

比如说，如果一个宣教士穿着庄重，言语谦恭而又认真，那他很可能来自日本；如果一个宣教士衣着随便鲜艳，说话开朗热情，很可能生活在东南亚。

说这话的宣教士是一个韩国人，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他的妻子说，他看上去比中国人更像一个中国人。

我认识一个弟兄，常年在西北地区向穆斯林宣教，他早就不吃猪肉了。即使回家也不吃，在外面吃饭一定要找清真餐馆。他说，自己不吃猪肉，是对穆斯林的尊重，但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不吃猪肉的习惯。

宣教士效法的是来自圣经的教导。使徒保罗说：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19-23）

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来到中国，先在南方传教，学了一口流利的南方话。1865年，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旨在向生活艰苦、信息闭塞的中国内地传教。为了能够融入中国社会，内地会传教士不仅学说中国话，身穿中国人服装，甚至剃掉头发，留起发辫。为此，英国国内曾有一些人指责戴德生叛国。

戴德生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

1905年，戴德生在长沙去世。他和早他而去的妻子及其四个早夭的儿女，都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戴德生的后裔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他的儿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戴存仁的儿子戴永冕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陕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戴永冕的儿子戴绍曾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一生服务中国，病逝于中国；戴绍曾的儿子戴继宗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继承祖辈遗愿，继续服事中国教会。他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戴德生的墓前，向神祷告，求那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戴承约，让他愿意奉献一切给中国人。

在这些宣教士身上，岂不是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吗？祂本为上帝的独生子，为了拯救人类，甘愿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腓立比书》说：“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2:6-7）

在世界宣教史上，有一个叫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团体。摩拉维亚人本来是来自捷克的宗教难民，为了坚持纯正的信仰，遭受种种逼迫，四处逃亡流浪。1722年，一个叫亲岑多夫的贵族敞开自己的土地接纳他们，建成一个持守敬虔生活的基督徒社区。

1731年，摩拉维亚人听说在西印度的岛屿上有数千名奴隶，不仅生活悲惨，而且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岛上的奴隶主禁止一切人到这里传道。

为了把基督的爱传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摩拉维亚人想出种种方案。最后，两个摩拉维亚青年人甘愿把自己卖给那个岛上的奴隶主，并用卖身的钱买了通往西印度群岛的船票。

人们聚集在码头上，流着眼泪，为两个年轻人送行。当商船离码头越来越远的时候，一位年轻人拉着另一位的手，又举起另一只手，向岸上的人喊出最后一句话：“愿被杀的羔羊得着祂受难的奖赏。”

从此，摩拉维亚人成立了兄弟会，为全球性宣教运动揭开了序幕，他们的足迹甚至抵达了中国西藏。1736年元月，一艘商船在大西洋遭遇风暴。来自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心惊胆战，然而，一群摩拉维亚传教士却镇定自若，在甲板上唱着赞美诗。

在自己的日记里，约翰.卫斯理称那是“我亲眼目睹的最荣耀的一天”。摩拉维亚传教士的虔敬勇敢点燃了他宣教的热情。

摩拉维亚传教士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向什么人宣教，就作什么人。宁可卖身为奴，也要为主找回失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