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西部肯辛顿区有一处建于1605年的建筑群。19世纪，这里曾有著名的文化沙龙，诗人拜伦、坎贝尔以及作家狄更斯等人常在这里出入。

然而，真正让荷兰屋闻名整个世界的，并不是这些文化名人，而是这里的一处图书馆。

二战期间，为了摧毁英国军民的士气，自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伦敦展开了数个月的战略轰炸，超过4.3万名市民死亡，约10万幢房屋被摧毁。

在一次持续10个小时的夜间空袭中，坐落在荷兰屋的一个图书馆被炸毁。让世界震惊的是图书馆炸毁后的一张照片。

                      遭轰炸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屋顶被气浪掀掉，可以看到天空弥漫的浓烟。烧黑的梁柱坍塌下来，地板上一片狼藉。然而，三名头戴礼帽的绅士镇定地站在书架面前，一个正在安静读书，一个伸手抽出一本书来，一个插着衣袋的绅士，专注的目光扫过一排排书脊。

看到这张照片，纳粹就能明白，他们的狂轰滥炸不会达到所要的目的。房屋可以被炸毁，肉身可以被消灭，但英国人对自由的信念绝不会被摧毁。正如当年的英国报纸报道的那样：“每天早晨，无论夜间掉下多少炸弹，伦敦交通依然畅通，邮件照常投递，牛奶面包送到每家门口。”

这张照片让我想起发生在立陶宛城市维尔纳的故事。维尔纳是犹太人聚居的城市，有“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之称。当纳粹德国占领这个城市之后，把数万犹太人关进隔离区，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分批消灭掉。

即使在这样的绝境里，犹太人也没有放弃对书籍的热爱。在隔离区里，犹太人自发建起了一家图书馆。图书馆的负责人在日记中记述：“没有想到大批惊恐又迷惑的人群，没地方睡觉，也填不饱肚子，居然还会需要阅读。”

当图书馆开业的第一天，隔离区的人们“像饥渴的羊羔一样扑向书籍”。每次大规模的抓捕和屠杀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借书的高峰。人们读书的热情，比战前要高涨得多。管理员统计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隔离区的一年内被借出86次，而战前，这本书平均每年仅被外借14.8次。

在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犹太人尽最大努力保护每一本书的尊严。在隔离区图书馆张贴着这样的图书使用说明：

保持书籍清洁与完整；阅读时请勿吃东西；请勿在书上写字；请勿弄湿图书；请勿折叠书页或折断封皮；患传染病的读者请在还书时告知图书管理员。

德国纳粹不仅大肆屠杀犹太人，更要抹去犹太文化遗迹。他们没收逾百万的犹太书籍、手稿和艺术作品，要送进焚烧炉。同时，还将几十万的文化宝藏运到德国。为了不让自己的文化被焚烧和消灭，隔离区的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本本圣经经卷和图书偷出来，埋在地下的密室里。

                       维尔纳的偷书人

这些偷书人也面临着两难选择，因为他们的家人正饿着肚子。有人指责他们连生存都困难的时候，不该关心这些纸张的命运。但他们却认为书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树上可长不出书来。”

偷书人相信战争结束后，犹太人一定需要这些文化宝藏。虽然他们自己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但一定会有人活下来，并且追回这些宝藏。有一个参与偷书的诗人写了一首诗：

        这些文字会等待

        并且重见天空的光辉

        在注定的时间

        出乎意料地盛开

        就如同那史前的麦粒

        长成了麦子

        这些文字将会喂养

        这些文字将会拥抱

        它永恒之路上遇见的人

1947年夏，一个阿拉伯牧人因寻找走失的羊只而到了死海西北角岸边，他钻进陡崖上的一个洞穴，发现许多内藏羊皮卷和纸莎草卷文献的陶坛。他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将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库兰陡崖的藏经洞

这些羊皮卷和纸莎草卷，大多是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书写的旧约经卷，它是研究犹太教及基督教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为新约经文提供了准确翻译的依据。

在死海古卷出土之前，很多人指责基督徒对旧约内容进行了篡改。这些千年古卷证实了古代抄经士的严谨和忠诚，证实了圣经在一代代传递中的确凿无误。

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图斯率领罗马军队包围耶路撒冷。在数个月的抵抗之后，城墙被攻破。圣殿被烧毁，上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考古学家推测，在破城之前，犹太祭司带领神职人员通过耶路撒冷的下水道，把大量经卷运出城去。耶路撒冷下水道的出口在汲沦谷，这里离库兰很近，这些经卷都藏在库兰的山洞里。

就像维尔纳偷书人所坚信的那样，史前的种子会长成麦子。人类最宝贵的信念，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被摧毁，那一颗颗麦种会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会悄悄地生根发芽，会在明亮的阳光下结出饱满的籽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