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经典回顾之【推荐阅读】

恐惧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我们对爱的迫切需要源于生命早期。童年的遭遇尤其重要，若得不到足够的爱护，就会伤害整个人的成长，这个影响会一直延展到青少年期；而愈早期的伤害就愈具破坏性。

双亲并非完美、世界并非完美，并且儿童很容易误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由此我们便知道，那些潜存在我们里面对事物扭曲的看法是如何产生的。儿童并不了解成年人，他们可以误解最仁慈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们不单会因着虐待或残害而受伤，举例说，儿童有时得不到他或她渴求的呵护，原因可能有很多，并非必然是因为缺少爱。可能母亲病了，或正为别的事而心烦意乱；又可能有人劝诫父母不可宠坏孩子，或是家中另一个孩子正面对危机，需要父母全心照顾。但对一个孩童来说，很容易把这些理解为没有人爱他。

儿童在整个童年阶段都会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地觉得自己被人排拒。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养成对事物的扭曲看法；而这些对自我、别人和宇宙歪曲了的理解，很容易令我们在生命中作出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抉择。如果要我们从自己根深蒂固曲解了的世界观中回转过来，重新正视现实，实在需要一次大地震。

如果好父母也可以令子女对现实有扭曲的看法，不良父母造成的伤害就更大了。一个儿童分辨善恶的能力，往往受父母的行为影响而大大削弱。举例来说,当一个儿童被父母虐待，日后他长大了，很有可能同样虐待自己的子女，纵然他的内心极不愿意。同样，一个受到性侵犯的儿童，日后长大了亦会性侵犯其他儿童。

一个早年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儿童，长大后亦很有机会得精神抑郁症。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事例中，早年被排斥拒绝或感到被排斥拒绝的经验，往往令人产生扭曲的、不切实际的思想。

你可能会说，我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但我的思想仍很有条理，我也能客观地看自己。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想相信，我们的感受不会限制自己的逻辑思维；但事实上，感情因素的影响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我们的所见所闻,往往在我们理解事物的过程中,被大大扭曲了。

感情是逻辑思维的成分之一，当我们仍未意识到所想的事之前,感情已起了作用,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就像过滤器，令我们不能准确地聆听别人的说话。

可惜，极少人在襁褓时就得到足够的温暖及柔软的拥抱，我们在孩提时往往都会经历被人拒绝的恐惧（无论那是真的或只是错觉）。因此，到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处理被人拒绝的恐惧。纵然我们不察觉，但其实恐惧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心理分析为什么无效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见，为何改变的过程是这样痛苦。要改变，你先得面对现实——你是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人。这种意识隐含着以下问题：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是这样的，会怎样想？你恐惧遭人拒绝而不敢问这个问题，并在不知不觉间忘记自己不好的一面。

我们一生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在社交场合中，我们尽量隐藏自己不好的一面；对于无法隐藏的表现，我们亦会找些借口。要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等于要我们承认自己并非想象般可爱；这令我们恐惧再没有人爱自己，从此变得孤单、被人遗弃。

如此说来，要治疗我们把现实扭曲的毛病似乎相当容易。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源自早年的一些错误理解，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些错误发掘出来，加以纠正便可得医治了。

这大致是早期心理分析家所采取的做法。弗洛依德及其门生能正确地理解到，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深藏在无意识中；但我相信弗洛依德一派的人把问题低估了，以为只要能发现及处理好隐藏的痛苦，就可使人回复正常行为。

但一般来说，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并不比没有接受这类治疗的人，更能经历彻底的转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用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术语来讨论自己的问题而已。

我相信人不能产生真正改变的主因，在于他不肯承认宇宙中存在一套道德架构。罪咎、羞耻和恐惧等感觉，并非只是我们思想的投射；自童年开始，我们就需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负责，即使是那些源自错误理解，或因曾受虐待而作出反应的行为也不例外。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寻求记忆治疗或内心治疗。这类的治疗法，其起源可追溯到早期心理分析学的教导。其过程是将一个早期的记忆从无意识的隐藏处重新发掘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这些回忆与一些令人得安慰的联想（如耶稣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得到治疗。可惜，除非我们同时去处理事件的道德层面，让回忆的人有适切反应，否则，这类治疗并不能为人带来永久的改变。

一个人如果要得到真正的治疗，必须面对自己如今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以及从前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经历被人饶恕。这必然带动一次十分彻底的观点重整。如果忽略了这个原则，我们追求记忆治疗的努力可能徒劳无功；只有悔改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见过一些人不断祷告，以追寻自己问题的深入根源，但一直以来，他们的心却不肯悔改，充满骄傲。

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的角度看世界

当我不能正视现实时，其实我是透过精神失常者的眼光看世界；虽然我处于脱离现实的状况中，我仍能正常地运作。我的心理并不健康，甚至可以说我有精神病，但一般人仍会视我运作正常。

我认为在医学及心理学上对精神病所下的定义并不完全。我们很少人生活在现实中；但只要我们能与人彼此适应，分享共同的幻觉，又或可以理解其他人的幻觉，我们便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正常的。只有那些在机能上有障碍的人,我们才称为精神病人。

什么令一个人成为机能上有障碍的精神病人呢？当我们不能照顾自己，或危害自己及周围的人，我们便算是在机能上有障碍。不过，我们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活在与现实脱节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精神失常的人。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现实脱节的社会，所以我们说自己是正常人。我们对事物各有不同的扭曲看法，有些人偏向这方面，另一些人则偏向那方面；由于我们都惧怕失去爱和被人拒绝，所以都宁愿活在非现实中。

精神科医生兼作家史柏克认为，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的角度看世界，因此，我们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歪曲现实的地图。这些地图涵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我们就靠这些地图穿越生命的海洋。

史珀克认为，我们是透过书本、传媒、与他人接触、与现实的互动而产生了我们的地图。这些原料来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扭曲的，而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理解也同样是扭曲的。

若我们要认真面对自己及周围的世界，就必须年年月月地去更改自己的地图。每日不断地去面对现实，是得着自由的唯一途径。大多数人不能忍受不断修正人生地图的痛楚，于是放弃了去理解现实，而甘于只拥有固有的地图。

有些人在少年时期已经放弃了去理解事物真相；在往后的日子亦满足于这种少年人式对生命的看法。另一些人则停留在中年：他们的人生地图细小零碎，对世界的看法既狭隘又错误。一般人到了中年的后期，都放弃再努力；他们肯定自己的地图完整，而世界观也正确（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对任何新的信息已不再感兴趣。

我们一旦采取了这种态度，便会处处为自己的地图辩护，任何人如果挑战它的可靠性，我们都会感到不快；任何挑战我们对生命看法的论据，都会使我们恐惧。我们会指出这些新信息为错误、危险、异端,是魔鬼的作为，要对它口诛笔伐；我们甚至企图操纵周围的环境，使它与自己的观点相符。

不论我们属于什么背景、种族和信仰，史柏克的理论在某程度来说，都很切合我们的景况。由于我们只是人，我们对现实的掌握都很有限，对自己的了解亦远不及我们认为的，但由于我们所持的地图是我们去理解现实的唯一线索，所以我们可怜绝望地抱着它不放，仍然拒绝作新的学习。

被神拒绝的恐惧

真正深远而持久的转变，只有透过悔改——内在生命的大地震而来。悔改本身牵涉道德因素:如果我需要改变，就一定是做错了某些事情，得罪了某人而必须做一些补救工夫。这个转变不光是涉及心理因素。如果转变只停留在心理层面,只是处理了童年时代种下的问题，那还不够深入，绝少能产生深远而持久的改变。除非我能够进入这个宇宙的根本架构里去，与它调和，否则任何转变都是不完全的。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面对被人拒绝的恐惧。

非基督徒有时会觉得信徒将神当作感情的拐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得不错，的确有不少自称基督徒的人，制造了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具慈祥及令人安慰的面容，与神真正的面目有点不同。

如果有些人将神当作拐杖，则另一些人会因不自觉的恐惧，而刻意逃避神这个观念，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神拒绝。试想，被人拒绝已是这么恐怖，若被那位创造我们、又真正了解我们的至高者拒绝，岂不是更恐怖吗所以最好就是当他不存在。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有时会在这题材上捉弄人。我的精神科老师知道我曾经做过宣教士，而他们对自己的反宗教立场很有信心，所以凑合了一笔赌注，大家来猜测我何时会放弃宗教信仰，若谁的答案最接近，就可以赢取全部奖金。

一个接一个精神科老师问我:“约翰,你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令你需要一位神来给你安慰呢？”由于我在事后很久才知道有关赌注的事，所以每次当他们这样问，我都感到有点错谔。不过很快我便学会以攻为守。我会反问他们:“我对你也有同样的疑问——在你幼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对神如此恐惧”

他们大都会说:“我并不惧怕神。”我会继续追问，“哈哈，你已进入否认的状态。如果你不是惧怕神，那为何你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你为何不停提起这个问题！”我在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打赌的事，我不知道那笔赌注的最终下落，但我自信我问老师们的问题是有根据的。

无论一个人的宗教立场如何，他的基本心理状况仍是一样都害怕面对现实。假如我们不肯面对事实，那就始终无法有真正积极的转变。

悔改令生命产生真正的改变。如前所述，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彻底悔悟，我们很难在人生方向上有真正而持久的转变。悔改可以令你的人生重新开始；它甚至可以治疗精神病。

悔改让精神病人痊愈

我受精神科训练初期，就遇过一个因悔改而得痊愈的精神病人。他的改变并不是受了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影响；甚至也不是因为如我般半熟练的精神科医生医好了他。

那是我在专科实习的第二年，被他激怒了，竟把任何精神科的技巧都忘得一干二净。在还未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时，神迹就在眼前发生。这个神迹发生在一位四十岁的单身汉身上，他在一间全科医院的精神病房已住了几个星期，他坚信自己患了癌症。我们告诉他并没有患上癌症,可是他一直不肯相信。他全身无力，失去食欲，长期失眠。我们给他精神科药物和抗抑郁药，但全都无效，最后我们给他十次电极震荡治疗，但情况仍没改变，所有治疗似乎全都无效。

我叫他到办公室，希望弄清楚他的问题所在。他提及早年的生活，告诉我有两件事仍很困扰他。很多年前，他曾违背医生的劝告饮一樽啤酒；更重要的是，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时逃避了兵役。他有些朋友在欧洲阵亡了，令他感到很内疚。很奇怪，他对两项罪竟然感到同等的不快，他正在经历着“幸存者的罪咎”，而且长时期抱有异常的罪咎感。

在我们的交谈中，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就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彼此的心灵毫无阻隔地相遇。我问他:“你有求赦免吗？”“我十分渴望被赦免。”“你属于哪个宗教”“俄罗斯东正教。”“你的神甫教你怎样寻求赦免呢”“通常我们会去告解。可是那有什么作用? 我很少去。”“倘若你有告解，为什么神要赦免你？”“因为基督为我们受死和流血。”“那为什么还要担心”“因为我实在太坏了。”

不知为何我突然很愤怒，大声对他说：“你太坏是什么意思”他也像我般提高了声浪，大声说:“我不配他的赦免。”我对他说:“不错，你真的不配。”他惊愕地抬起头来，说:“我不能骗自己，我必须赎罪。”你可能不信，当时我变得更加愤怒，对他说:“你是谁，竟敢说基督的死不够你用？你是谁，竟敢认为要将你那可怜的赎罪加添在神的大恩之上？难道他的牺牲不足以救赎像你那样的人吗”

我们彼此凝视，然后他一面哭泣一面祷告。我希望自己清楚记得他说出的每个字。人的第一次祷告，有种无法形容的新鲜感，特别是他仍未学会各式祷告术语。

在我记忆中，他大概说了如此的话: “神啊,我不知道，我真的很难过，现在向你道歉，我是无意触犯你的。”

随着是更多的抽泣、涕泪，我递给他一盒纸巾，只听见他继续说：“神啊,谢谢你……太奇妙了……我不知道事情竟会如此。神啊,我不知该说什么，但谢谢你，我真的无限感激。神呀，谢谢你！”

我一面为他祷告，他一面用纸巾抹去面上的眼泪。我平常祷告流畅，但也被他激动的情绪感染而打了折扣。他握着我的手，双目有神地说:“医生，多谢你，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把这事告诉我呢”

我们停止给他任何药物。其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只是跟他打个招呼:“早晨好吗”我希望由其他人记录他的进展。他们在病历上写道:“进步神速，不再有情绪抑郁或胡思乱想，开始切实计划未来。”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医生，我知你很忙，但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一坐下他就说:“医生，我不知应该怎样表达,不过我觉得自己从前一直瞎眼，现在才开始看见。”他从未读过圣经，也未唱过任何圣诗；可是他却几乎一字不差地用上了圣经和诗歌的话语。我一面跟他谈话,一面检查他的精神状态。他不再有抑郁，也没有躁狂的迹象，只是仍有一点妄想和虚无的幻想。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其实，悔改主要并不是感到歉疚，而是对现实重新理解。我的愤怒令他突然醒悟自己真正的罪，是轻看了神在基督里的怜悯，于是他实时改变，承认自己对神的态度错误，而其他转变和释放亦接踵而来。

不到一星期，他的精神抑郁已烟消云散。接受了一套前所未闻的对现实的理解，结果彻底改变了他的病情。医院全体人包括高级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和我都同意这一点，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彻底痊愈。

我从来没说过悔改应该成为医治精神病的标准方法；但是，由于悔改源自对现实的领悟和接纳，悔改的经历肯定会令我们更切合现实。我只是想指出,当人在不愿意悔改而产生精神病症的时候（有时主要是这个原因），悔改可以医治这类精神病。

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真实景况，除了对神大爱的深刻感受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更能推动我们去深切悔改。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没有其他事物能更深地感动我们。

（本文由《境界》编者摘编自《内在革命一一生命深层的蜕变》韦约翰著，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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