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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都是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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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生活在人人都与现实脱节的社会所以我们说自己是正常人。我们对事物各有不同的扭曲看法有些人偏向这另一些人偏向那由于我们都惧怕失去爱和被人拒绝所以都宁愿活在非现实中。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角度看世界为自己制造不少歪曲现实的地图。


文/韦约翰

作者简介:韦约翰是一位加拿大的精神科医生,退休后致力于写作属灵书籍。


任何人活在世上,都知道面对现实的真相并不容易,有时甚至十分痛苦。为什么面对现实这样困难呢?难到一个地步,需要一次内在革命才能让我们看到现实的真相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虽然很多人会极力否认,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本性深处,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对爱的渴求;同时我们也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害怕别人不爱我们。


爱对高等动物十分重要,愈高等的动物,愈需要爱来维系生存。一个人若没有了爱,就会走向死亡;因此,纵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渴求爱或怕被人排拒,但其实我们都十分恐惧不被人接纳。这些感受可能深藏在我们不自觉的意识中;在不知不觉间,这些感受会明显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并扭曲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


我们对爱的渴求,既深又难以满足,且极恐惧被人拒绝;所以,我们难于面对现实。我们不敢面对一些关于自己和周围人的事实,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极恐惧这些事实会令我们失去所需要的爱。


恐惧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我们对爱的迫切需要源于生命早期。童年的遭遇尤其重要,若得不到足够的爱护,就会伤害整个人的成长,这个影响会一直延展到青少年期;而愈早期的伤害就愈具破坏性。


双亲并非完美、世界并非完美,并且儿童很容易误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由此我们便知道,那些潜存在我们里面对事物扭曲的看法是如何产生的。儿童并不了解成年人,他们可以误解最仁慈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们不单会因着虐待或残害而受伤,举例说,儿童有时得不到他或她渴求的呵护,原因可能有很多,并非必然是因为缺少爱。可能母亲病了,或正为别的事而心烦意乱;又可能有人劝诫父母不可宠坏孩子,或是家中另一个孩子正面对危机,需要父母全心照顾。但对一个孩童来说,很容易把这些理解为没有人爱他。


儿童在整个童年阶段都会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地觉得自己被人排拒。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养成对事物的扭曲看法;而这些对自我、别人和宇宙歪曲了的理解,很容易令我们在生命中作出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抉择。如果要我们从自己根深蒂固曲解了的世界观中回转过来,重新正视现实,实在需要一次大地震。


如果好父母也可以令子女对现实有扭曲的看法,不良父母造成的伤害就更大了。一个儿童分辨善恶的能力,往往受父母的行为影响而大大削弱。举例来说,当一个儿童被父母虐待,日后他长大了,很有可能同样虐待自己的子女,纵然他的内心极不愿意。同样,一个受到性侵犯的儿童,日后长大了亦会性侵犯其他儿童。


一个早年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儿童,长大后亦很有机会得精神抑郁症。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事例中,早年被排斥拒绝或感到被排斥拒绝的经验,往往令人产生扭曲的、不切实际的思想。


你可能会说,我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但我的思想仍很有条理,我也能客观地看自己。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想相信,我们的感受不会限制自己的逻辑思维;但事实上,感情因素的影响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我们的所见所闻,往往在我们理解事物的过程中,被大大扭曲了。


感情是逻辑思维的成分之一,当我们仍未意识到所想的事之前,感情已起了作用,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就像过滤器,令我们不能准确地聆听别人的说话。


可惜,极少人在襁褓时就得到足够的温暖及柔软的拥抱,我们在孩提时往往都会经历被人拒绝的恐惧(无论那是真的或只是错觉)。因此,到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处理被人拒绝的恐惧。纵然我们不察觉,但其实恐惧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心理分析为什么无效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见,为何改变的过程是这样痛苦。要改变,你先得面对现实——你是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人。这种意识隐含着以下问题: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是这样的,会怎样想?你恐惧遭人拒绝而不敢问这个问题,并在不知不觉间忘记自己不好的一面。


我们一生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在社交场合中,我们尽量隐藏自己不好的一面;对于无法隐藏的表现,我们亦会找些借口。要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等于要我们承认自己并非想象般可爱;这令我们恐惧再没有人爱自己,从此变得孤单、被人遗弃。


如此说来,要治疗我们把现实扭曲的毛病似乎相当容易。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源自早年的一些错误理解,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些错误发掘出来,加以纠正便可得医治了。


这大致是早期心理分析家所采取的做法。弗洛依德及其门生能正确地理解到,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深藏在无意识中;但我相信弗洛依德一派的人把问题低估了,以为只要能发现及处理好隐藏的痛苦,就可使人回复正常行为。


但一般来说,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并不比没有接受这类治疗的人,更能经历彻底的转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用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术语来讨论自己的问题而已。


我相信人不能产生真正改变的主因,在于他不肯承认宇宙中存在一套道德架构。罪咎、羞耻和恐惧等感觉,并非只是我们思想的投射;自童年开始,我们就需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负责,即使是那些源自错误理解,或因曾受虐待而作出反应的行为也不例外。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寻求记忆治疗或内心治疗。这类的治疗法,其起源可追溯到早期心理分析学的教导。其过程是将一个早期的记忆从无意识的隐藏处重新发掘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这些回忆与一些令人得安慰的联想(如耶稣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得到治疗。可惜,除非我们同时去处理事件的道德层面,让回忆的人有适切反应,否则,这类治疗并不能为人带来永久的改变。


一个人如果要得到真正的治疗,必须面对自己如今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以及从前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经历被人饶恕。这必然带动一次十分彻底的观点重整。如果忽略了这个原则,我们追求记忆治疗的努力可能徒劳无功;只有悔改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见过一些人不断祷告,以追寻自己问题的深入根源,但一直以来,他们的心却不肯悔改,充满骄傲。


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的角度看世界


当我不能正视现实时,其实我是透过精神失常者的眼光看世界;虽然我处于脱离现实的状况中,我仍能正常地运作。我的心理并不健康,甚至可以说我有精神病,但一般人仍会视我运作正常。


我认为在医学及心理学上对精神病所下的定义并不完全。我们很少人生活在现实中;但只要我们能与人彼此适应,分享共同的幻觉,又或可以理解其他人的幻觉,我们便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正常的。只有那些在机能上有障碍的人,我们才称为精神病人。


什么令一个人成为机能上有障碍的精神病人呢?当我们不能照顾自己,或危害自己及周围的人,我们便算是在机能上有障碍。不过,我们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活在与现实脱节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精神失常的人。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现实脱节的社会,所以我们说自己是正常人。我们对事物各有不同的扭曲看法,有些人偏向这方面,另一些人则偏向那方面;由于我们都惧怕失去爱和被人拒绝,所以都宁愿活在非现实中。


精神科医生兼作家史柏克认为,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的角度看世界,因此,我们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歪曲现实的地图。这些地图涵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我们就靠这些地图穿越生命的海洋。


史珀克认为,我们是透过书本、传媒、与他人接触、与现实的互动而产生了我们的地图。这些原料来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扭曲的,而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理解也同样是扭曲的。


若我们要认真面对自己及周围的世界,就必须年年月月地去更改自己的地图。每日不断地去面对现实,是得着自由的唯一途径。大多数人不能忍受不断修正人生地图的痛楚,于是放弃了去理解现实,而甘于只拥有固有的地图。


有些人在少年时期已经放弃了去理解事物真相;在往后的日子亦满足于这种少年人式对生命的看法。另一些人则停留在中年:他们的人生地图细小零碎,对世界的看法既狭隘又错误。一般人到了中年的后期,都放弃再努力;他们肯定自己的地图完整,而世界观也正确(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对任何新的信息已不再感兴趣。


我们一旦采取了这种态度,便会处处为自己的地图辩护,任何人如果挑战它的可靠性,我们都会感到不快;任何挑战我们对生命看法的论据,都会使我们恐惧。我们会指出这些新信息为错误、危险、异端,是魔鬼的作为,要对它口诛笔伐;我们甚至企图操纵周围的环境,使它与自己的观点相符。


不论我们属于什么背景、种族和信仰,史柏克的理论在某程度来说,都很切合我们的景况。由于我们只是人,我们对现实的掌握都很有限,对自己的了解亦远不及我们认为的,但由于我们所持的地图是我们去理解现实的唯一线索,所以我们可怜绝望地抱着它不放,仍然拒绝作新的学习。


被神拒绝的恐惧

真正深远而持久的转变,只有透过悔改——内在生命的大地震而来。悔改本身牵涉道德因素:如果我需要改变,就一定是做错了某些事情,得罪了某人而必须做一些补救工夫。这个转变不光是涉及心理因素。如果转变只停留在心理层面,只是处理了童年时代种下的问题,那还不够深入,绝少能产生深远而持久的改变。除非我能够进入这个宇宙的根本架构里去,与它调和,否则任何转变都是不完全的。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面对被人拒绝的恐惧。


非基督徒有时会觉得信徒将神当作感情的拐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得不错,的确有不少自称基督徒的人,制造了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具慈祥及令人安慰的面容,与神真正的面目有点不同。


如果有些人将神当作拐杖,则另一些人会因不自觉的恐惧,而刻意逃避神这个观念,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神拒绝。试想,被人拒绝已是这么恐怖,若被那位创造我们、又真正了解我们的至高者拒绝,岂不是更恐怖吗所以最好就是当他不存在。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有时会在这题材上捉弄人。我的精神科老师知道我曾经做过宣教士,而他们对自己的反宗教立场很有信心,所以凑合了一笔赌注,大家来猜测我何时会放弃宗教信仰,若谁的答案最接近,就可以赢取全部奖金。


一个接一个精神科老师问我:“约翰,你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令你需要一位神来给你安慰呢?”由于我在事后很久才知道有关赌注的事,所以每次当他们这样问,我都感到有点错谔。不过很快我便学会以攻为守。我会反问他们:“我对你也有同样的疑问——在你幼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对神如此恐惧


他们大都会说:“我并不惧怕神。”我会继续追问,“哈哈,你已进入否认的状态。如果你不是惧怕神,那为何你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你为何不停提起这个问题!”我在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打赌的事,我不知道那笔赌注的最终下落,但我自信我问老师们的问题是有根据的。


无论一个人的宗教立场如何,他的基本心理状况仍是一样都害怕面对现实。假如我们不肯面对事实,那就始终无法有真正积极的转变。


悔改令生命产生真正的改变。如前所述,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彻底悔悟,我们很难在人生方向上有真正而持久的转变。悔改可以令你的人生重新开始;它甚至可以治疗精神病。


悔改让精神病人痊愈

我受精神科训练初期,就遇过一个因悔改而得痊愈的精神病人。他的改变并不是受了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影响;甚至也不是因为如我般半熟练的精神科医生医好了他。


那是我在专科实习的第二年,被他激怒了,竟把任何精神科的技巧都忘得一干二净。在还未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时,神迹就在眼前发生。这个神迹发生在一位四十岁的单身汉身上,他在一间全科医院的精神病房已住了几个星期,他坚信自己患了癌症。我们告诉他并没有患上癌症,可是他一直不肯相信。他全身无力,失去食欲,长期失眠。我们给他精神科药物和抗抑郁药,但全都无效,最后我们给他十次电极震荡治疗,但情况仍没改变,所有治疗似乎全都无效。


我叫他到办公室,希望弄清楚他的问题所在。他提及早年的生活,告诉我有两件事仍很困扰他。很多年前,他曾违背医生的劝告饮一樽啤酒;更重要的是,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时逃避了兵役。他有些朋友在欧洲阵亡了,令他感到很内疚。很奇怪,他对两项罪竟然感到同等的不快,他正在经历着“幸存者的罪咎”,而且长时期抱有异常的罪咎感。


在我们的交谈中,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就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彼此的心灵毫无阻隔地相遇。我问他:“你有求赦免吗?”“我十分渴望被赦免。”“你属于哪个宗教”“俄罗斯东正教。”“你的神甫教你怎样寻求赦免呢”“通常我们会去告解。可是那有什么作用? 我很少去。”“倘若你有告解,为什么神要赦免你?”“因为基督为我们受死和流血。”“那为什么还要担心”“因为我实在太坏了。”


不知为何我突然很愤怒,大声对他说:“你太坏是什么意思”他也像我般提高了声浪,大声说:“我不配他的赦免。”我对他说:“不错,你真的不配。”他惊愕地抬起头来,说:“我不能骗自己,我必须赎罪。”你可能不信,当时我变得更加愤怒,对他说:“你是谁,竟敢说基督的死不够你用?你是谁,竟敢认为要将你那可怜的赎罪加添在神的大恩之上?难道他的牺牲不足以救赎像你那样的人吗


我们彼此凝视,然后他一面哭泣一面祷告。我希望自己清楚记得他说出的每个字。人的第一次祷告,有种无法形容的新鲜感,特别是他仍未学会各式祷告术语。


在我记忆中,他大概说了如此的话: “神啊,我不知道,我真的很难过,现在向你道歉,我是无意触犯你的。”


随着是更多的抽泣、涕泪,我递给他一盒纸巾,只听见他继续说:“神啊,谢谢你……太奇妙了……我不知道事情竟会如此。神啊,我不知该说什么,但谢谢你,我真的无限感激。神呀,谢谢你!”


我一面为他祷告,他一面用纸巾抹去面上的眼泪。我平常祷告流畅,但也被他激动的情绪感染而打了折扣。他握着我的手,双目有神地说:“医生,多谢你,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把这事告诉我呢


我们停止给他任何药物。其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只是跟他打个招呼:“早晨好吗”我希望由其他人记录他的进展。他们在病历上写道:“进步神速,不再有情绪抑郁或胡思乱想,开始切实计划未来。”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医生,我知你很忙,但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一坐下他就说:“医生,我不知应该怎样表达,不过我觉得自己从前一直瞎眼,现在才开始看见。”他从未读过圣经,也未唱过任何圣诗;可是他却几乎一字不差地用上了圣经和诗歌的话语。我一面跟他谈话,一面检查他的精神状态。他不再有抑郁,也没有躁狂的迹象,只是仍有一点妄想和虚无的幻想。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其实,悔改主要并不是感到歉疚,而是对现实重新理解。我的愤怒令他突然醒悟自己真正的罪,是轻看了神在基督里的怜悯,于是他实时改变,承认自己对神的态度错误,而其他转变和释放亦接踵而来。


不到一星期,他的精神抑郁已烟消云散。接受了一套前所未闻的对现实的理解,结果彻底改变了他的病情。医院全体人包括高级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和我都同意这一点,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彻底痊愈。


我从来没说过悔改应该成为医治精神病的标准方法;但是,由于悔改源自对现实的领悟和接纳,悔改的经历肯定会令我们更切合现实。我只是想指出,当人在不愿意悔改而产生精神病症的时候(有时主要是这个原因),悔改可以医治这类精神病。


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真实景况,除了对神大爱的深刻感受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更能推动我们去深切悔改。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没有其他事物能更深地感动我们。

(本文由《境界》编者摘编自《内在革命一一生命深层的蜕变》韦约翰著,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19977月初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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