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成了偶像

“祖国” 经常被比作母亲。有时这“母亲”会被“权力”这个后夫拴在一起，戴上“主义”的桂冠，披着“美德”的锦衣 ，脚穿 “教育”的皮鞋，顺着“宣传”开出的大路，扭扭捏捏地就走到了“人民”的面前。这时候，就见一群群金童玉女帅哥俏姐半老徐娘徐爷都围了上来，搂着她的身影笑啊，唱啊，喊啊，一声声地说我爱你啊，或者你是我心中的最爱。就在这阵阵欢呼声中，“祖国——母亲”变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伟大，越来越神圣，直到她成为一个巨大的偶像。

祖国，成了一个神！

爱国的情感是自然的，也是可贵的，但它却可能被权力所扭曲并且一再被扭曲，使之成为一个偶像，名之为“爱国”。这个偶像一经确立，那么，芸芸众生，无论是生活在祖国大地的，还是在祖国大地上出生的，都要向它效忠，崇拜，视之为精神的至上追求，感情的最后依赖，心灵的全部寄托，生命的唯一支柱。必须全心全意去爱她，爱她没商量，直到将她举到高于一切的神坛上，为了她，你，还有我，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献出一切。

最近看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句名言：没有了祖国，你们什么也不是！真恐怖。

当政治权力将“爱国”这偶像神圣化时，与“祖国偶像”相联系的一切就都可能被神圣化，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从社会秩序，经济生活，民俗特点，文化遗产，到政治权力，法律制度，思想观念，饮食男女，日用言语，等等，都能够被“爱国”合理化，神圣化。“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这句哲学术语，就会变成“凡是祖国的就是合理的”，或者“凡是祖国的就是美好的”，甚至最美好的；对祖国的感情是神圣的，就会变成凡是在祖国内的一切你都必须去爱它，要盲目地去爱，爱到死去活来的地步。若是批评现存的事物，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卖国，卖国自然是汉奸。 这“国”哪是随便哪一个人就能卖的啊，不管它啦，反正说你是卖国，你就是卖了。

在中国，这一脉的“爱国”观念源远流长。

早在古代中国，“国”的观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观念所吞噬。这个“家”，不是每一家的家，而是归“一家”所有的“家”；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在“一人”权力之下的“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属；如此一人，独皇帝胜任，有道是：“孤家寡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前提，也是结论。因此，古时所谓的爱国与忠君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朕，即朝廷，即国家，即天下，即黎民百姓的生身父母，即普度众生的大救星。只有忠君才是爱国。维系这一点的，不仅有皇权，更有渗透人心的伦常：伦常之要在“三纲”。“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核心是“君为臣纲”。那要义正如宋儒所说：天下无不是的君。用古语说，那叫吾皇圣明，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叫伟大领袖一贯正确，还有伟大。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圣上总是“英明”，君要臣死、民死，都不得不死。至于什么理由死，不必问，问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得有任何异议，反正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在这种皇权至上的传统中，“爱国”实际上被“爱皇上”吞噬了。对于小民草民贱民平民而言，什么国不国的，那是你不配去看也不配去爱的。你唯一配看的，是看皇帝的眼神，但你绝对没有条件看到那眼神，即使面对了，也不敢平视，只能仰视，任他俯视。于是，你的顶头上司是谁，你就听他的好了。他就是你的父母官。代表了圣上的旨意，又如同你的生身父母。请切切记住，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爱“现管”的这个父母官之所爱，就把 “三纲”的两个核心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天下无不是的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人伦支持朝纲。人伦，以父母为始；朝纲，唯圣上旨意是从。

 “老话说，专制政体之下，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暴君本人。如果人民处于绝对臣服的状态，哪怕国君十分贤明，这一说法仍然正确”。米尔的这个论点，至今仍然正确。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现在自然都知道“国”与“家”有别了。至辛亥革命之后，“国”被“皇家”这一大家子所垄断所代表的局面总算结束了，至少，在法统上是结束了。因此，若把祖国至上与权力意志至上结合为一体，那就无法摆脱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现代人，千万别想去当皇帝，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变相当皇帝的还真的大有人在。我们当然也希望，别把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主义，挂上别的什么名目，继续展销，但有什么方法呢？老调子还没有唱完。鲁迅当年有句名言：“弘扬民族主义决不是要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做异族的奴隶不好，那么我们倒不如作自己人的奴隶吧”

 弘扬爱国主义也是这样，那不是劝人在自己的祖国内作奴隶。

信教就是不爱国？

“信耶稣就是信教，信教就是不爱国”，这是扭曲了的爱国偶像在信仰问题上的逻辑。虽然这逻辑很荒谬，但却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这历史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传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的讽刺。少了的那个中国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装的“鬼子”，名之为“二鬼子”。

可悲的是确有极少数的华人基督徒，他们做了基督徒就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心甘情愿地当上了“二鬼子”。于是，这父母之邦自然不放在他们眼里了，更不可能放在心上。“二鬼子”不爱国，就成了现实。怜之者，道是可悲；恨之者，斥之为可耻。可悲也好，可耻也罢，但从此却留下了无穷的冤孽，这就不是遗憾一语能表达的了。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二鬼子”把自己当成了特殊华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则根本不把他们当成中国人，渐渐地，就不把他们看成是人了。推而广之，凡是信了“洋教”的华人，都不是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败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其人非人，则是鬼子。鬼子者，自然不是人之子，乃是鬼之子。杀“鬼子”，不是杀人。

把“信教等于不爱国”的逻辑再往前推一小步──信教就是卖国了。对于卖国者，杀无赦。更何况这卖国贼还是大大小小的鬼子，杀！首开这杀戒的，就是被歌颂为伟大爱国主义运动的义和团。

在这场“杀鬼子”和“二鬼子”的动乱中，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在前面冲锋陷阵，舍家赔命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后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击鼓鸣金的，则是达官贵人，儒生士绅。前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见于直接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后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则来自更深的恐惧：即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曾国藩就曾经这样声讨过：“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而晚清一位儒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则说：“泰西人行异教于中国，愚氓多为所惑，虑夺吾尧舜孔孟之席，谓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变，其魇深痛若此”

发展到二十世纪，情况则起了一个大变化。正如列文森森指出的那样：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相违背；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反教，则是指其与现代科学相冲突。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阴谋）”始终连在一起。这一点，从1840年，到1900年，到1949年，到现在，一直没变。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开始的“三自”运动，一开始就被冠上了“爱国运动”的美名，而“爱国爱教”则成为一个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把爱国排在爱教的前面，大有深意。当然了，官方或者半官方也有一个说法，说这是为了洗刷基督徒不爱国的恶名，就好像这恶名已经是铁板钉钉，铁案如山了。

基督徒是否爱国，此处不辩，历史自有公论。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下意识地反感异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还是出于有系统的诬陷，说基督徒不爱国，都是最容易挑起民众的非理性情感，借以蔑视仇恨基督徒。因为从鸦片战争起，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指责信基督就是不爱国，无异是将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民族败类”的历史地位，也给残忍而又卑鄙地迫害基督徒的作法，戴上了神圣的光环。

感谢毛某某，他帮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大忙，替他们摘下了“洋教”的大帽子。今天的人说他是混世魔王也好，伟大领袖也行，盖世英豪也罢，反正当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得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说还不行，还得唱，反复唱，到哪都得唱。想想看，这“大救星”怎么能容得下“救主”。于是，信耶稣是救主的基督徒受控制，受歧视，受迫害，就是命中注定的了。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啦！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得统统走人，不走，赶你走。至于死也不想离开故土的华人基督徒，则区别对待：积极要求进步的，革命的，反戈一击的，卖主卖友的，一律招安，成为统战的花瓶，或者，充当从内部将堡垒攻破的地下工作者；对于坚持信仰的，那是该教育的教育，该批判的批判，如果这两招还不灵，不足以使他们背弃信仰，那就戴帽子的戴帽子，劳动改造的劳动改造，关监牢的关监牢，枪毙的枪毙！

于是，为了信仰而受苦受难，就使得生活在大陆的基督徒，不但与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并且，苦上加苦。但是，就当基督徒与自己的骨肉同胞一同受苦受难时，就当他们在苦难中还默默地爱自己的骨肉之亲并为祖国祷告时，就当他们忍受着耻辱与压迫而竭心尽力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好公民时，一百多年来泼在华人基督徒头上的污水终于被殉道者的鲜血洗净了。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基督徒，现在有资格有信心宣告，我们是爱国者。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爱着我们的骨肉同胞。这不仅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挣扎，欢乐，仰望。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心中有天国，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中，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们爱我们的邻居。

审核：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