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4月9日，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牧师，以叛国罪，在福洛森堡(Flossenburg)集中营，被处绞刑。临终之前，他托人带信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目击执刑的营房医生追述，他看着潘霍华在被带到绞架之前，跪下来，祷告。“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如此肯定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描述：“抵达行刑地点，他再有一句简短祷词，然后勇敢镇定地走上绞架的台阶……。五十年来，身为一个医生，我几乎未曾见过一个人这样完全地降服于上帝的旨意里，从容就死。”

三个星期后，希特勒自杀。5月7日，欧战宣告结束。

一九四二年，在狱中，潘霍华寄给他亲人、好友的圣诞礼物，是一篇短文“十年之后”。文中，他提醒他共事的伙伴，关于他们愿为之舍命的那一个理想：“我们曾经学习从社会底层，从那些被遗弃、被视为嫌疑犯、受虐者、受压迫的、被辱骂的，没有能力的……总之，从那些受苦者的观点，来看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对他们提出耶稣基督的榜样：祂愿意为维护世上穷人和被遗弃之人而冒死，且死于酷刑。

从一九二○年开始，潘霍华家族即沉浸于反纳粹的气氛中；这家族一直与德国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抗争。他们是德国高贵、富裕、典型知识分子的家庭，代表德国传统自由思想的上层社会，崇尚个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责任。

潘霍华的父亲是当时学界权威的精神和神经科医师，同时任教于柏林大学；这位受科学训练的父亲鼓励孩子们独立、自制、客观的精神。母亲是宫廷牧师之女，在信仰方面影响子女甚深，从小教导他们熟悉圣经、诗歌、基督徒信仰的传统。

在潘霍华身上，结合了父亲客观分析的性格和母亲敬虔实际的精神，在这个可敬爱的家庭里，他被抚养长大、受支持。潘霍华是个热爱生命的人，看重诚实和自我的纪律，喜爱与人交往、享受人际关系的喜悦，爱好文学、音乐、艺术；少年的他，钢琴琴艺精湛，是极具潜力的音乐家。

然而，十四岁的潘霍华却宣布他希望成为一个神学家和牧师；这震惊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认为教会服事是属于那些器量狭小的布尔乔亚阶级；他的父亲也有同感，但保持沉默，宁愿让孩子自己选择。

当他的家人批评教会不过是服事自己，而且表现得像个懦夫时，潘霍华闪过一个坚定意念：“倘若如此，我一定要改变她！”

根据家庭惯例，潘霍华在杜平根大学修一年课后，转读柏林大学。大学时代的他，深受杰出教会历史学家哈纳克(Adolf Harnack)和信义宗学者侯尔(Karl Holl)的影响。

哈纳克看出潘霍华有潜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却致力于教义学的钻研；“圣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是潘霍华一九二七年写成的神学论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巴特(Karl Barth)读后，赞许为“神学上的奇迹”。

由于还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龄，另一方面也需要实际牧会经验，潘霍华暂停学院的生活，申请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个助理牧师之职。那个教会的成员，大多以当地的德国商人为主。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经济大萧条的浪潮袭来。那是潘霍华首次与贫穷的狰狞面目相对，他倾尽全力协助失业的人；在窘困时，他甚至必须在经济上求援于家人。

稍后，潘霍华回到德国，着手第二篇论文的写作，以预备进入大学任教。“行动与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内容关于启示的神学意义、哲学意义。分析这篇论文，可察觉出他在舒适的学院教职，和蒙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并过一个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之间，有深刻的挣扎。

通过大学的委任后，潘霍华有机会到美国纽约的联合神学院研读一年。后来，他描述这一年为“一段伟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严厉批判联合神学院，容让自由、人道主义的精神渗透其间，以致失去神学立场。然而他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结交好友，常作讨论，刺激他对社会问题的知觉。

在联合神学院的友谊深深影响他；他们引发了他对登山宝训的专注。他也有机会由同学引介，亲眼见到纽约哈林区的黑人所承受的种族歧视。后来，他把黑人灵歌带回德国，分享给神学院里的师生。另外有一位法国朋友则影响他超越自己国家的范围，对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后，潘霍华在普世教会的聚会中，强烈倡导和平。

回到柏林大学，人人都注意到他改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潘霍华只简单回答，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潘霍华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轨”，他说：“我内心明白，惟有当我开始对登山宝训认真起来，我的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清晰和诚实。”

潘霍华与巴特在波昂大学相遇，成为好友。早在求学期间，巴特的著作已经吸引着他；他信任巴特对“如何因应教会与纳粹主义之妥协”的成熟批判。而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潘霍华这位最年轻的教授常常直探问题核心，并与今日社会处境作相关联的解释、应用。

在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在柏林贫民窟教一班预备坚信礼的学生。为了更深入了解他们，他搬到附近住，拜访他们的家庭，邀他们到山上退修，共度周末。

不过，潘霍华的教学生涯却因希特勒的得势蒙上阴影。

课堂上，他指陈教会已经偏差了，她太过于求自己的舒适和特权。他告诉学生，教会必须以敢于有别世界价值观的勇气，在耶稣基督里，宣告自己的信仰，并且毫不犹豫地拒绝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学生去回答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祂？”

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境内许多基督徒采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他们信条的一部分。

当时教会发言人葛鲁纳(Hermann Gruner)声明立场，表明国家社会主义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在希特勒身上彰显的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国人得以进入基督的教会。

一九三一年11月，潘霍华按牧。

一九三三年，德国教会国家主教改选；面对当时教会与社会政教不分的现况，潘霍华疾声呼吁：“让教会仍然是教会！”然而，德国基督徒还是选了一个亲纳粹的人──穆乐(Ludwig Muller)，为国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华写了一封信给外祖母，坦述：“这是德国国家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真正的冲突，这冲突越早公开化，越好。”九月，冲突正式发生。在“布朗会议”(Brown Synod；大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穿着棕色纳粹制服且向纳粹的精神象征致敬)，教会通过“亚利安条款”(Aryan Clause)，拒绝按立犹太血统的传道人。这条款使德国复原教产生分裂。

布朗会议后，潘霍华很快和另一位牧师朋友成立“牧师紧急联盟”，呼吁为撤消亚利安条款而奋斗；虽有两千人签名，但是教会主教们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然而，一九三四年5月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中，新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确认了巴门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们拒绝接受，以为我们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属耶稣基督、而属别的主之错谬教义……。”

潘霍华的牧职遭到排挤，反对他的人指称他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太激烈、过度了，而且与犹太朋友的连系太深。另一方面，教会逐渐受纳粹思想影响，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学也与一般风潮妥协，称颂希特勒为政治上的救赎主，并不为那些被褫夺公权的犹太籍教授辩护。

这种种挫折，使潘霍华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三三年，他前往伦敦，在那里担任两个德语教会的牧师。这变动招来巴特刺人的指责，批评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逃走了。然而，潘霍华却未曾放弃对抗纳粹主义，他期望从伦敦对德国亲官方教会施以外界的压力。他被委任为国际教会联盟的青年秘书，鼓吹教协对反纳粹采取强烈立场。

潘霍华在英国的活跃，使他与英国主教乔治贝尔(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谊。他的努力于一九三四年，在丹麦芬诺举行的会议中得到积极响应。

一九三五年，在靠近巴尔海的地方，认信教会邀请潘霍华主持一不被德国纳粹政府认可的神学院。此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必是纯正的亚利安血统，不必忠于纳粹；神学院也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自由奉献。

潘霍华这期间的讲道集，成为后来著名的《追随基督》一书。他痛陈基督徒追求廉价的恩典──有讨价还价空间的救恩，却不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潘霍华继续向信徒提出挑战：

盖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关闭了这间神学院，即使秘密教课也不成功。

但后来，《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书出版，书中记载了神学院里的生活。潘霍华认为需要推动真实的基督徒团契生活，不然，就不能有效地见证，也无法抗拒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是德国人已经屈从的。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认信教会似乎缺乏不屈不挠的信心，面对效忠德国的公民誓言，教会的会议只为谋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权的褫夺。教会领袖是否为犹太人说话，成为潘霍华衡量教会会议成功或失败的准则。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潘霍华问。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讲道，流露出他对德国教会主教们缺乏胆识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节，“你当为哑巴（或译不能自辩的）开口……”，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为纳粹政府之下的犹太人辩护。

一九三八年6月，第六次认信教会会议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教会仍无法胜过向纳粹低头的危机！

一九三八年秋的潘霍华，感觉他是一个“没有教会可容身的人”，他不能影响认信教会采取英勇立场去对抗一个邪恶政府！而在普世教会联会里，他也不能说服他们除去德国官方代表在会议中的席位，于是他辞去青年秘书之职。

是年11月9日，纳粹反闪族的疯狂行动失控了。警察站在一旁，看着德国群众打破犹太人的住家、商店、会堂的门窗，以残暴对待犹太人。

这一晚，潘霍华离开柏林。教会在这一场严重的伤害里，不名誉的沉默，使潘霍华极度失望。他想再去美国一趟，再思他对认信教会的委身，以及他反对纳粹政府的这个执着，而联合神学院的师友们，热切要救他脱离沦为纳粹政府异议份子的命运。

然而，国内那些对纳粹政府持异议、受迫害的牧师，却使潘霍华中断他在美的行程。当德国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美国呢？于是他立刻决定回国，去国仅一个月。

潘霍华写信给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回国后的潘霍华，被禁止教学、讲道，亦不准未经审核而出版文字，并被命令定时向警察报告。之后，他参与了秘谋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纳粹政府倒台，恢复德国的民主自由。

地下工作的总部设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里潘霍华继续写作。《道德论》(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后人结集成书──就是在这段日子，针对德国国家危机，及基督徒伦理生活建设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华仍谴责教会没有为弱者发出声音，也没有及时帮助受害者，他痛陈：“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最软弱、最无防卫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会有罪了。”

潘霍华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计划，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纳粹份子两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潘霍华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军方监狱。其时，纳粹以逃避征兵、参与私运犹太人，以及先前不忠于国的罪名，定他的罪。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

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开；玛利亚同意这些信的内容在公元2002年才公诸于世。

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7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

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又告失败。之后，潘霍华沦为主要调查对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奥兹(Buchenwald)集中营。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最后那些日子的纪事，只能从狱中同伴，一位英国情报军官贝斯特所写的书得知片段；他们同为狱中要犯。贝斯特这么写着：“潘霍华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人当中，他的神是那么真实，而且一直与他亲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经判决。

4月9日，他们被带到一个小小乡村，一所作为临时囚房的学校教室。

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

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

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