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主几年后，我又怀着微弱信心踏上了“不知何往”的专职服侍的生涯。这是作基督徒后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是在1993年春。而在这期间，促使我内心真正转向的则是两个词：『永生』与『生命』。不过，我听到这两个词的反应截然不同。前者令我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后者却令我悲痛欲绝。而且都持续了颇有一段时间。

乡村的基督教有时候很容易被民间宗教化，教会中的基督徒所挂念的几乎离不开身体平安以及男丁兴旺之类的灵验与否。但『永生』一词，使我对基督教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主要）关于灵魂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一切。想到自己因为相信所拥有的永恒盼望，真是其乐无穷！并且也想到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还不认识此极宝贵之道，于是大发热心，但还没有到敢做传道人的地步。

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经历了1992年冬天之不可抗拒的恩召后，我便进入了圣经学校。之后热心便有增无减。因此，我十分渴望获得卓越的讲道恩赐，可以将基督教发扬光大。就当我不知疲倦的研读宣道学并热切布道之际，有一位女同学略带叹息的劝勉，让我似乎听见了圣灵的微声：生命，追求生命长进才是根本之道！我心如刀割！没想到，一个准备热心为基督教拼搏的人，却背离了基督教的本质：生命之道（约10：10）！

不知经过了多少夜晚的以泪洗面，我开始有意识地迈入心灵的朝圣旅程。虽然几年后钟情于神学与哲学，使得我对灵修的热忱有所减退，但属灵的信念毫无动摇：比之恩赐与知识，敬虔无疑更加重要！使徒保罗甚至说，他劳苦努力正是为了敬虔的应许（提前4：7－11）。这也是美国复兴时期属灵伟人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重要思想。

述及此，不禁十分怀念当年的师友，尤其是（那时在我看来）那些伤害我的人。（上帝）正是透过他/她们的教导、劝勉、代祷、责难、疏远、甚至弃绝，促使我对表面宗教生活的摒弃，造就了我对内在生活的关注与塑造。当年早礼拜时常唱的一首诗歌，不觉间已涌上心头：

 万一有人给我忧愁 

便是驱我到主前......

 －－H·F·Lyte

我们的成长永远离不开处境。虽然我得师友之助进入敬虔操练之道，但仍然显得十分狭隘。寂静主义便是那时主导的思想。大家常常谈论宾路易师母、史百克、达秘等，而盖恩夫人几乎成了最受推崇的属灵榜样。这一切的影响主要源于倪柝声的众多著作。因此，便有了后来在我个人生命中发生的宗教改革（Reformed）。

改革宗的神学不但使我走出二元化的生活困境（我因长期的压抑患了忧郁症），也使我在解经的方法上脱胎换骨。继而竭力地去建构神学，在护教的同时也透过教导匡正教会的某些错误观念，以期建立基督徒之纯洁的信仰。而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提出灵修问题。

本来对灵修的强调无可厚非，但笔者在经历了恩赐渴望（灵恩派）、内在操练（敬虔派）、神学求索（福音派）之后，灵修不再仅仅意味着它在教义上正确的一部分而已。

灵修是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体现。也许我的灵修经验十分浅薄，但不妨碍我深情地去探求整全灵性。这恰恰是成圣最重要的含义之一，因为罪的特性是使人破碎不堪。

但我们必须清楚：整全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或学术综合，而是在圣灵中的超越。虽然笔者对灵修学的关注与神学、处境息息相关，但无疑的，首要的原因是源于个人的内心召唤。而召唤竟是如此的迫切！

薛华（Francis Sheaffer）在他的处女作《属灵真义》的序言中，开宗明义的告诉读者：信仰真实性经历的减少，是他关注属灵生活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亦然。近年来由于探讨神学的浓厚兴趣，理性地研读与沉思便成了我灵性生活的主旋律。

但我必须承认，圣经/教义/历史神学淡化了个人的宗教情操，默想（midetation)代替了默观（Completation)。尽管沉思也是灵修的重要方式，但单有沉思也是一种危险。但我发现，许多人都陷于这个危机之中。

不可否认，神学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回避的，也是基督徒生命素质的重要内涵之一。因为我们不可能没有关于信仰（上帝）的观念。这世上只存在纯正或偏差、整全或极端、精妙或粗糙的神学思想，绝不存在没有神学思想的事。

因此，教会应当以对真理的寻求，继承历代教会的传统（正统的传承）为天职。而一旦教会放弃了对上帝的道的探究，便会陷入虚浮与混乱。同时也放弃作为“真理的柱石与根基”的神圣身份（提前3：15）。那时，所有的宗教热情皆与异教徒无异。

基督徒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因“真理成圣”（约17：17）。清教徒神学大师约翰·欧文说：“教会的首要追求是真理，其次是敬虔”。是的！基督徒生命的成熟不能仅仅有真理（知识），必须加上敬虔（彼后1：5）！否则我们就会成为法利赛人：满腹经纶、装模作样。表面上热衷于宗教活动，里面却污秽不堪！这是我内心的写照。虽然在学问上远比不上法利赛人出色，犯罪却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虽然宗教生活依旧，但信仰经历却不再像过去那么鲜活。

在基督徒的信仰之内，除了错误的观念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心灵麻木的信仰僵化更加可怕！就如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那样：保持的教义很正统，却常常“只有仪文没有灵”。甚至仅有的一些操练，亦徒具机械的形式而已。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收获、没有活力、没有更新。心灵感到十分空洞与枯萎。

复兴，内在复兴的渴望充满我的心思意念！心灵的匮乏自然影响到我的行为与工作。欲望有时就像幽灵一样，在你身心疲惫疏于防范的时候，就会悄然侵袭你的意念。对于撇下一切跟随主，进窄门走窄路之类的话，传道人是熟悉的，也是常强调的。面对世俗的诱惑，宣告“这世界对我而言已经死了”，的确是我真实的经历。不过那是在内心充满狂热或喜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事工的果效）。

在灵性低潮时，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当遭遇侍奉或生活挫折时，我不自觉地进入欲望的网罗。意志屈服于感观，理性则为肉体的放纵去安排。任由贪恋宰割，竟为平常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折腰。

更加可悲的是，这些行为常常以属灵的理由进行。因此，传道人也积极寻求娱乐。往往心灵没有恢复，却助长了欲望。看似外在环境的压力，实际上是心灵没有安息（赛30：15）。进入默观状态时的满足才是出路：除祢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赛40：31）。

近年来我却很少体验到。

焦躁使人迷失、变得脆弱，难以抗拒声色的世界。许多人希望用疯狂的服侍掩盖生命的漏洞，也是徒然。有时适得其反。我们的工作泄漏了内心的真相。就如枯干的手表明了生命的枯干一样。我相信我的讲章纯正依旧，但所传的信息却没有权柄与能力。这与气质、身体（音量）或技巧无关，而与密室的祈祷密切相连。主耶稣与文士的讲论区别正是在此（太7：28－29）！

权柄是传道中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不幸的却是我目前最缺的因素。传讲时也许解经严谨，推论巧妙，但却苍白无力。不能进入人心，也不能令人扎心。没有从天上来的权柄，便不可能有属天的作为。

传道人工作的性质，是要颠覆世俗的价值观，使人弃邪归正。我们被呼召就是为此。如果传道人缺失了属灵权柄，这就无从谈起，他也必然地被世俗所掳掠。祈愿主拯救我们脱离法利赛式渊博文士的虚妄，引领我们进入他同在的秘境。

“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我几乎时刻都处于这样的颤栗与不安之中。因为上帝拣选我们不单是为了完成某项工作，而是作完全人！人性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人类最突出的挑战，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笔者近二十年的教会生活，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点。

某个教会的软弱以及衰败都与之息息相关。某些传道人曾经在某段时间里，是神所重用的，是教会的丰厚祝福，但不久之后却判若两人：刚愎自用，成为教会发展的最大拦阻（旧约的扫罗很有代表性）。这一点，我从七八十岁的前辈那里看见，也在四五十岁的当权派那里看见，也在三十岁开外的少壮派那里看见。

难道这是宿命吗？不！这是人性的恶根。没有足够的内室生活，深切的自我省察，还有常常经历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品格便无从建立。我们一旦在属灵上有所松懈，他（亚当）便会作王。因此，“骄傲来，败坏也来”。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属灵伟人却突然跌倒！英雄何竟跌倒？！

记得有位研究祷告与圣洁之关系的牧者说，传道人的失败往往源于私祷的懈怠。这种隐恶过去我不陌生，现在又在我身上开始发动。我成为下一个底马或丢特非之流绝不意外。

存“战兢而快乐的心侍奉”，“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宝贵教训。此道，须臾不可离者也！保罗继而教导我们，犯罪的惯性不能藉苦待己身克制（西2：23），唯有十字架才能治死它：紧密地连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甘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惊惶迫使我重新思想上帝的救恩，并追溯教会的属灵传统以重整生命。

基督的救赎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许多基督徒看来，救恩的唯一意义就是使人上天堂。没错，信仰包含了这一层。因为我们若仅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不信之人更可怜。但信仰不是仅此而已。

拥有天堂不是基督信仰的终结，而是新生命旅程的开端。不认识这一点，基督徒就会变得厌世、狭隘、浅薄、功利。这可能是因为实用主义的广泛影响，但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教会罕有教导基督救赎的存在意义。

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你们要完全，如同天父的完全一样（太5：48）。伟大的神学家与宣教士保罗同样教导我们要在真道上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而彼得语重心长的劝诫信徒：“有了...又要加上”。这不是描绘基督徒在天上的生活，而是地上的样式。可是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信仰生活除了相信福音就是传扬福音。

在今天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事工更成为信仰生活的重点。古代圣徒的长期修道被看为奢侈的属灵生活（也许有人认为是浪费时间）。我们看重神学研究或事工训练远过于追求内在生命的成长，而且举着为上帝疯狂的名义。

灵修操练也成为许多神学院失落的教育环节。新约中，哥林多教会是个典型。他们有恩赐、神学（知识），开展很多事工，却是属血气的。也许你正在苦苦地研究神学或热切地拓展事工，你可能会说方言、能行神迹，但在生命上仍然可能是属血气的；甚至奉主名赶鬼，却仍然不为主所认识（太7：22－23）。从事属灵的工作，我们却企图以属肉体的方式去实现，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如果我们为了事工的繁忙而变得焦躁，那么就是我们不该为许多事忙乱的时候，而要选择那不可缺少的一件上好之事（路10：38－42）。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46：10）！

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派教会和灵恩派教会都有严重的缺失。教会历史证明，灵性的偏差是教会失去见证的重要原因。在中世纪有最精密的神学研究，也有最严酷的心灵修炼，但却在属灵的黑暗中。黑暗是因为对启示真理（《圣经》）的忽视（必然导致恩典神学的淡化）以至无论是神学思考还是灵修操练都不免落入以人为本的自然主义之中。改教运动开始带来了灵性的曙光。

但中世纪以来，教会似乎很难摆脱二元化的灵性特征。改教之后不久，在德国新教内部兴起了敬虔运动。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毫无生气的教条化宗教生活，却不幸地导致了日后的反理性大潮（弟兄会是重要的代表之一）。

但有一支例外：清教徒（puritan）。近代教会没有任何的复兴可与清教徒运动的影响相比。他们是丰满的改革宗（reform）！清教徒的口号是：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他们改变了英国，催生了美国，更掀起了世界宣教的浪潮。史称大觉醒复兴运动（great aweking）。

清教徒为什么能持续地影响世界？

答案是：整全的灵性。

他们有扎实的神学基础、清晰的时代异像、火热的福音心志、高尚的人格修为，而这一切是源于他们殷切的内在生活。祷告，长时间的祷告便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约翰·欧文和约拿单·爱德华兹是英、美颇具代表的两位清教徒思想家，他们对内在生命的看重，是现代神学家里少有的。前者被誉为“圣灵神学家”，后者以论内心的宗教情操著称。

之后，随着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对教会的冲击，捍卫信仰的合理性便成为近几十年福音派教会的主要使命。四面楚歌却不至被困，是上世纪的信仰奇迹。可以理解，那一代基督徒所承受的重担以及付出的代价。

但我们也看到，理性上的压力成为后来许多人的心理阴影。每当我们讲述圣经，脑际就会闪现笛卡儿或黑格尔的幽灵。因此，十分自然地会费尽心机去尝试建构一个无懈可击的真理系统。

另外，形形色色的专业区分，也多少分解了基督徒整全性的属灵生活。导论越来越沉重，内容已无暇顾及了。许多书分量（厚度）十足，但往往只有一个结论：基督教是可信的。对信仰生活的如何深化保持了沉默。教会的教导也偏重于信的正，很少讨论信的深。慢慢的，信仰突显了哲理性，淡化了奥秘性。许多神学家和牧者，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他们应有的祈祷生活。

那么，强调富有激情的崇拜和体验超自然恩赐的灵恩派便应运而生。再一次，我们面对灵性的失重危机。但我们依然相信：信仰生活应该是（也可以是）圆满的，而不是必然的非此即彼。不过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往往更加可怜，既没有扎实的神学基础也没有美好的灵修生活。

除了清教徒，历史上的大公时期（The Cathelic traditions），理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们所展示出信仰生活的完整性，是尤其值得我们追随的榜样。特别对灵修情有独钟的东方教父，我们尤其陌生。如奠定尼西亚神学、编辑新约卷目、写过圣安东尼传记的亚他那修(Athanasius)。不过，西方的奥古斯丁的属灵传统同样精彩。他的《忏悔录》是布道、护教也是神学思考与灵修操练。今天有不少努力地研究亚他那修或奥古斯丁思想的专家，却很少有像二位圣人那样投身于修道生活中。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诉诸于圣经本身呢？这正是我们的目标。但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前设。它的意思是，每个宗派人士看圣经都看出圣经的“宗派性”。为了避免我们自以为是的“解经权威”，最好要听一听历代圣徒所发现的亮光。可能在历史信仰的传统中，我们可以寻获真理圣灵引导教会的轨迹。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词）对现代主义的解构，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已经发生。而且成为当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代表了一种转向，尽管未来的向度并不明确，但却指向了一个“开放的视域”。“没有不可能”的神话替换了对自然理性的笃信。

因此，泛灵性文化的泛滥绝非偶然。这从影视、网络、小说对灵异题材的热衷可见一斑。其外，街头算卦把戏、校园交鬼游戏的普遍，更叫人必须正视它对人灵魂的危害。而热衷于超自然事物的人，并不看重理性。因为在这个领域，理性并不具有多大说服力。

大多数保守的基督徒，对后现代文化（影响）的看法十分灰暗。后现代的新新人类们，除了绝对相信绝对不存在绝对真理外，不接受任何权威的绝对性。他们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尤其叫人担心！

因此，他们在道德立场上，视“他者即地狱”而滑入真正的地狱：自我中心。作为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很难与之为伍。恐怕之心（afraid）油然而生。在许多人看来，批判，竭力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人心比万物更诡诈！

史密斯教授在《Who is afraid postmodernism》中敏锐的指出，福音派教会对后现代主义的恐惧，多少暴露了我们是现代主义的子孙。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反思也许比批判更为急迫！根据福音派上帝护理的教义，我们确信历史变幻的危机也是教会更新的良机。就如该书开篇所言，魔鬼并不来自巴黎（后现代主义大师多为法国人）。

犹太教对初期基督徒的逼迫，教会的回应成就了《新约》；后来的异端对教会的搅扰，迫使教会订立了信经；启蒙运动对近代基督教信仰的打击，产生了作为科学的系统神学。

那么，后现代将对教会的建造发挥什么积极的意义？

拙文的标题，至少已经泄露了一个答案：灵修神学。灵修神学当然不是它的全部，但在笔者看来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后现代人对物质主义与理性哲学的扬弃，转而探求神秘的灵界事物，向我们挑战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信仰的本质不是一种哲学，乃是一种奥秘的关系。如人类与上帝、历史与永恒、世界与天国等。但这不只是确切的信念，而是具有鲜活的经验。

因此，不断面向属灵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应当成为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在恒切的祈祷功夫里，经历在地如同在天的满足喜乐。一个教会或一个基督徒，没有确定而系统的教义是危险的，没有生命的反应则是死的。福音派人士绞尽脑汁论证神迹（狭义）的可信，但神迹我们几时见到？好像今天魔鬼的角色都是思想家一样。明显地，这不是对神迹研究不足的原因。

试看初期教会的见证何等生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传的道！“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许久以来很少人敢于这样宣称。却是“做师父的有一万”，而能表彰基督荣耀大能的寥若晨星。

我们不能仅仅是道理的师父，更要是生命的榜样。现在许多人弃绝理性哲学的游戏，而寻求心灵的解脱，教会有责任去教导和见证基督救恩的大能怎样解决我们的心灵危机。

其次，我们承认，毫无逻辑可言的邪教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他/她们的确把握到了当代人的心理状况：对现实世界绝望，却渴望另一个世界。尽管这原本也可以作为引向基督的前兆。如果说在启蒙运动时期，信仰如同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数学题的话，那么对现代人而言可能更像是在寻觅一个超越尘世的家园（天父的同在）。

由于现代社会人际的虚假与冷漠，疏离感便是许人不能承受的生存经验。后现代主义者洞察这世界的虚无并没有带来解脱，而是被更深的焦虑困扰。许多人深陷游戏、邪术、酒精、毒品、性泛滥的捆绑之中。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逻辑的论证对于这类事情是苍白的。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德行”的观念，对于人类罪性的判断无疑过于乐观。《罗马书》第七章中，“我所愿意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的恶却行出来”的困境，我们都不陌生。我们缺少的不是关于这些事如何不合理的劝说，而是拯救人脱离这些事的能力。

“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赛40：1），这是弥赛亚的使命，也正是现代人需要的福音！耶稣基督降世，不是只为了解除人类的无知，更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并胜过魔鬼。因此，从某个角度而言，基督徒不应该仅仅描述一套客观的道理，而是给出活生生的见证。我想这也是圣经为什么多为叙事体的原因之一。

任何时代基督徒都需要刻苦操练灵修生活，但今天显得尤其迫切。迫切不仅由于时代的分崩离析，而是我们也常常深陷放纵的泥潭。我们若不是深藏于基督里面胜过这个世界，便会在严重缺失灵修生活中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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