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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晓 

经济学是很有雄心的一门学问：它既试图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又试图解释人类行为。但是，在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的背后，经济学一直没有打开的一个黑箱就是人的偏好。

经济学解释世界

很显然，人的行为不仅受物质和功利动机的导引，还受其“偏好”的导引，而其偏好背后，则是更加复杂的文化因素。也许是因为偏好问题太过复杂，经济学家一般都避免对偏好进行讨论，更遑论研究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亚当、斯密、哈耶克以及阿马蒂亚·森这样的大家是例外）。

经济学家们一般只简单地假定人的偏好是什么样的，再运用经济学的利器，逻辑性地求解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探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建构以及一般均衡的理想模式。

应该说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既是彻底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信的。

所以，经济学家们非常有信心地向全世界推荐他们的治国纲领，经济学家们甚至踌躇满志地总结出“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是所谓的三化：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满以为凭此“三化”，任何一种制度背景和相异文化下的经济转型都易如反掌，世界各国都可以走上富裕之路。

但是，事实不如人意。华盛顿共识犹如当年世界银行提倡的国家以经济计划介入发展，增加国民储蓄和资本投入来发展一国经济的构想一样，在实践中遭受了许多挫折。

简洁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和顺理成章的经济政策建议在现实中的碰壁，促使许多人更加深入地去探讨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加复杂的“偏好”因素，尤其是其背后的文化原因。

1999年，在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等人的组织下，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云集各家精英（如迈克尔。波特、杰弗里。萨克斯、弗朗西斯。福山、杜维明等）的重要会议，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讨论会的主要内容和组织者要强调的主旨是文化至关重要。

伦理学导引行为

不过，相比于经济学家及社会、政治以及管理学者的勃勃心愿，伦理学家也许才是最具雄心的人们。他们不仅天然地重视文化，重视伦理对于经济社会尤其是人类行为的影响，更主动通过伦理的构建与维护去直接地影响乃至导引人的行为。

不消说，从中国的孔子、老子到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不用说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

中国人在“五四”之前，不懂得重视科学，“五四”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号，结果科学的旗号真的飘扬起来了。只是大多数的人到今天仍不十分清楚，较科学的利器更为关键的其实是伦理。没有伦理的导引，人类将无法把握科学的利器。

例如，女性被强暴后怀孕，是该生产还是堕胎？相信世界上最高明的医院和医生都没有办法说清楚，只有伦理学家才能给可怜的人们以导引。这个问题要不嫌复杂，那还有更复杂的。

比如，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就复杂得让人头疼。科学发达到今天，人类甚至可以“制造生命”。比如，通过一种代孕技术，即在妻子不能生育的情况下，将丈夫的精子取出，借另外女人的卵子和子宫生产。这种做法可轻易解决一些人想要生孩子的愿望，但是否可以放任去做呢？未必。

质疑之一是，代孕母亲相当于把自己遗传上的新骨肉交给了另一个女子，因此有贩卖婴儿之嫌。尽管贩卖的是自己的婴儿，但也应为法律所禁止。

其二，代孕母不仅转让的是婴儿，还转让了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力，就算不是在买卖现成的婴儿，但无疑相当于订购一个新的婴孩，所以仍是贩卖婴儿。

其三，把孩子当商品，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孩子的最高权益，孩子是交易中“沉默的第三方”，如何能够保证孩子的被尊重以及利益呢？

不育夫妻之所以不愿领养孤儿，而非要雇用代孕母，是希望有自己的血亲骨肉，然而通过这种方式生下的婴儿，是否已变成满足夫妻需要新骨肉的欲望的工具？

换句话说，这个婴儿之所以重要，并非他的本来价值，而是因为其工具价值——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样不把孩子本身当目的的生育是应该提倡的吗？

最后一个疑问就是，按这种方式生产出来一个残疾儿，是否会被遗弃，或有更高的遗弃率，委托方是否可以“货物质量”为由“退货”，生母是否可因为是订货而拒绝抚养，如此一来，这个残疾儿岂不成了被人踢来踢去的“人球”？！呵呵，够理论一通的吧。

结合伦理学与经济学的雄心

同样需要理论的是，美国频频发动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方的战争，是否与美国赖以建国的基督教“博爱”理念相冲突。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争执不休可又最争论不清的问题了。可除非你有丰富的基督教神学知识，并且进行一番伦理学上的脑筋运动，否则你怕不容易说清楚这些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罗秉祥教授在他的《黑白分明》一书中，对上述所有这些最难说清楚的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述，其结论往往令人信服，就像是将一束束伦理之光注入到这些看似“灰色领域”的地带，令其变得黑白分明。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详细介绍这本已再版八次、充满智慧魅力的好书了。

由此我想到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同和不同。经济学号称“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经济学家的雄心只是试图解释人的行为，并以此改变世界，伦理学家的雄心则是直接导引人的行为，并以此导引世界。

很显然，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有相关联之处，但伦理学家的雄心更大。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着实是值得经济学者去努力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