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不要说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时与人性中的本能是相抵触的。

人想塑造自已，想要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自己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史。

如果都以我之前这样的态度来报道新闻，将来我们回首往事，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样，一无所见，既看不到他人，也看不到自己，因为这里没有生命的实质。报道新闻就像报道自己一样，而认识自己，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人”常常被无知和偏见所蒙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冲破人头脑中的固有模式是非常困难的。在二十三四岁时，我就是带着前面所说的错误思维模式做事情的。后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后，陈虻说，“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说谁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

我想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让你表达你有吗？谁教给你们这个的？”他还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撞了南墙，人撞得头破血流感受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外界的东西才可以侵入你的头脑和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的概念，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看见》一书中写十年来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构成了当下的自己。

在之后大量的新闻报道中，我与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相遇，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尽管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日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医院的科主任带着我看现场，墙上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说其实都已经是非典，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人也不知情。

医生知情吗？知情……可是他们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清洁区和污染区怎么区分？他就指了指胸口，在心里区分。我说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

他说着这些，脸上几乎是木然、空白、沉痛。那黑板上的数字让我理解了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日时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他的妻子翻出一本家庭相册，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枝玫瑰花，这朵玫瑰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

就这一枝花，她把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保存得非常好。干枯的花瓣给了我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那一瞬间我发现没有人我之分，她跟我一样，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她出生在这儿，她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我那样生活。

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别人，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四两拨千斤，比较喜欢华丽的水袖工夫，招人耳目。但是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周正龙穿着一个大棉袄坐在地头，我跟他坐着一块儿采访，他出示的虎照真假难辨。

当天采访完之后，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同事说，周正龙披着大袄背着光坐在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就是个老英雄啊，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

这让我印象深刻，我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如果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关系的梳理才能找出真相。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拿证据来”这一句话，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自身咬合。

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中拉出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有理想，但不算有主义

我写下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人，他们撼动我头脑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晃动不安的状态中，有人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引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地接近它们。

写下它们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

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创建之后才会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为的是这个世界真正属于人的实质，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曾经有人问我，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我有理想，但不算有主义。比如我相信理想的力量，甚至我知道理想可能暂时落败，但还相信它会一点点成长。在自己二十岁的日记里面我看到很多陈词滥调，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理想是什么，很多人说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在日记中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这页结束了，我还好奇年轻时我的理想是什么？翻过来一看，小柴当年写了一句——我想不断完善自己。

我有一个信念：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刻意去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就能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一直记着胡适先生对青年说的那句话，“你们不要总是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然是奴隶。”尽管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

如果不试图抵达“独立”这两个字中的内涵，比之过去的我，就不足以匹配十年中生活从身上流过、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去“看见”而是视而不见，那确实是配不上这十年。

现在的我不知道在“独立”和“看见”的路上将行至何处，我可能做不到更好，但希望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做到“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古代士大夫们总是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结。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头脑当中都始终停留在无知境界，怎能以一种英雄主义、居高临下的方式去启蒙他人呢？

所以我在想，启蒙思想的本意是什么。后来在康德的书里看到这么一句话，是说启蒙是人摆脱自身蒙昧和成见的过程，这就帮我找到了一个记者自身的定义。我去探知这个世界的真相，首先必须是揭开我头脑当中的困惑，其次是我跟他人分享事实和语言，然后让每个人得出自己的答案。

记者的道德不是谴责也不是赞美，是“知”，你要知道这个事件。人在知识当中才能够稳定，这样就不会太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这是新闻界的责任。

新闻是生存的一种方式

以前，在电台做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

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可以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

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就可能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另外，我们容易有一种“完美新世界”的想法，会以为“假如我们怎样怎样”，“假如我们不怎样怎样”，就会有一个完美新世界。但现在你知道，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也不要想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实际上走了好几年的路，才认识到记者只是观察、记录、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认识了就不会轻易赞美，也不会轻易批评。我喜欢的人，歌徳、朱光潜、胡适、顾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平实的客观性。

歌德说，我会跟任何人打交道，我不会有成见，我也不从他身上去要求同情和共鸣，这样我才能够跟他无拘无束地相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整个世界。既善感又特别健康、明朗，有强大的理性基座。

我自己对于采访的认识走了三个阶段。先是依赖本能，会展示一些真的东西，但真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然后开始克制自己，制约自己的情绪，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事物；到后来觉得其实是可以对事件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切身去体会他们内心的诉求，这样你就会做到客观，也更有深度一些。

相较于发表看法，我更愿意报道新闻。因为我犯过这个毛病。曾经一开口就是大而无当的词汇，全是成语、概念、宏大、热血沸腾。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越具体越好。

其实也就是胡适先生说的，你多硏究一点问题，问题本身会指出生活的一个道路，就像新闻一样，不要从意识形态出发去解决问题，而是要从解决问题的路出发，走下去，看看什么样的制度和方式才能更好地帮助解决日常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不太有热点的东西，是一种已经过去的新闻。不是热的时候偏不做，而是往往热点新闻刚起来的时候，众声喧哗当中，不大会有一种真的沉静地坐下来、双方辨析这样的机会。

一大群记者都在敲门的时候，人家只有躲避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所有的记者倏忽一下全撤了，这时候你没有走，再去了，就会有一个诚恳的交谈：我为何而来。这样往往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接纳。

对于过去的十年，我就是一种眷恋。我想起二十三四岁时为什么陈虻批评我，他说我，“你矫揉造作，不可忍受”，我心里不服气。他说你要是这样你就幸福不了。我觉得这跟幸福有什么关系？他说人非得到了30多岁，经历大的挫折说话才能够平实，那个时候才有幸福可言。

所以，我觉得现在活着，做事做人，我也算起码心里是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