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知道幸福生活的奥秘，并成为生命的大赢家吗？很好，现在你可以试着读读《一生的呼召》。在中国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这真的是一本横空出世的好书，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

书的作者葛尼斯（Os Guinness）是一位名满西方的大学者。如以出生地而论，你甚至可以称他是中国人。葛尼斯生于河南长于美丽的南京，适逢中国的烽火乱世，却是在一个来中国传递爱的宣教士的家庭中呱呱坠地。

上帝如此安排，也许正是为了多年后通过葛尼斯的这本书向中国人说话，用葛尼斯的爱心与智慧来祝福中国。

在风光秀丽的瑞士全球青年领袖论坛上，我曾有幸约会过葛尼斯。那次我们都是会议的主题讲员。我在会上也发表了一个演讲，获得全场喝彩。然后是葛尼斯上台，他的讲话让全场陷入深思。事后，朋友告诉我，你的演讲堪称精彩，葛尼斯的演讲却是经典。

那一次，我与中国的一些基督徒企业家们一起和葛尼斯面对面交流了一天半。而他显然非常爱中国，很乐意和我们交流。他着重讲了现代化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以及从基督信仰角度对人生的理解，我们对他的谈话予以回应。

那次的交流，中国朋友们都感到有很大的收获，有的人更是被葛尼斯的话语所点亮，突然明白了一生要追求的生命方向。

幸福及成功人生的奥秘：

“回应那至高者对你的呼召”

葛尼斯带来了中国人探寻了几千年幸福及成功人生奥秘的钥匙，那就是“回应那至高者对你的呼召”。

人，没有不看重“幸福”与“成功”的。上自权贵富豪，下自黎民百姓，无不孜孜以求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幸福。如果一个人能成为生命的大赢家，实现人生最大的幸福，那每个人恐怕都会甘心情愿做一回浮士德，即不惜付出一切来换取。

但人究竟怎样才能赢得生命中最大的幸福、更有尊严的成功与价值呢？此乃千古之谜。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托尔斯泰说得好：“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无法为我们的问题（惟一重要的问题）提供答案，就是：‘我们当做什么，以及我们当如何生活？’”

葛尼斯指出，托尔斯泰对科学的评论也适用于其他理论包括哲学。譬如，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们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答案。否则，你将不会看到排成长队走向自杀的哲学家。

我本人从事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原本是一门研究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人的幸福的学问。然而，也许是因为财富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经济学不知不觉偏离了原点，慢慢走到了侧重研究财富的道路上，到后来甚至于都忘了起初的目的地。所以，你若想从经济学中找到现成的幸福的答案，那我告诉你，也是不可能的。

好了，现在让我转到葛尼斯，也许他的著作才真正揭示了人幸福与成功的奥秘。让我以经济学的方式和语言对其主要内容来做个介绍吧。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理性人必然会主动、积极地投资于幸福与成功。“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笛卡尔说的更进一步，就是“我思故我在”。

人与动物之不同，就在于人会理性地思考并经营人生，以实现人生最大的幸福和价值。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经营自己的企业家，但成败得失却大有不同。

其次，应该知道，成败得失的关键是要将有限的生命资源投入正确的方向，以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和幸福。“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是决定性的，远比“把事做正确（do things right）”更重要。

俗话说“目标不对、努力白费”——对一个企业来说，战略目标错误足致企业的破产；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目标错误的结果当然便是人生失败最好的注脚。

想想成语中“南辕北辙”的故事，不就是目标错误到头来完全失败的人生写照吗？又见到有位朋友给家里人拨电话，但怎么也拨不通。原来，他拨的是错误号码。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号码错了，永远不通。

因此，人生幸福与成功的关键显然不是盲目奔跑，而是必须先弄清楚自身生命的目标是什么。葛尼斯指出，寻找生命目标，是人类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东西方，每个人都必须也必然会寻找生活的目标与价值、追寻生命的意义。

有钱也许可以买来一切，但追求生命的目标与幸福，却绝不可能找人代劳。葛尼斯引用一位成功商人的话说：“我想赚这么多钱有一个很简单的动机：可以有钱雇人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我绝对无法雇人来代劳，就是寻找自己的目标和满足。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寻找。”

葛尼斯指出，对于生命目标与满足的追寻，在思维范式上，存在着来自东西方的两种答案。对印度教和佛教而言，他们的回应是，算了吧，忘掉这一切吧。

其思维范式试图让人们相信，通往自由的道路，是内心的放弃和超脱。这一古老的东方思想崇尚的是“涅槃寂静、众生平等”，并坚决地认为个体追寻生命的目标和意义其实是错误的，是被世上的幻象所迷惑。

个人想要追寻生命的圆满，只会使情况更糟；对不朽的欲望、渴望和眷恋，将使我们走向受苦之轮回。人的自由并不是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我，而是从个人主义中得释放，藉由一种或多种的修行来达成目标。看看印度的托钵僧吗？那就是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导引下的人生缩影。

今天，追随这种东方思维范式的人已不太多，世界上比比皆是的是西方现代思维范式影响下的世俗主义和存在主义者。

关于这种思维范式的特点，葛尼斯指出，对于包括无神论、大部分的不可知论、科学自然主义和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人生可以向内找到答案。

他们相信，世界上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存在，因此人类需要自己创造自己的意义，而生命的目标就可以由自己来决定，藉由自我来实现。我们不用追寻──而是由我们来决定。

他们试图提出口号，让人们相信人生的目标就是“自己来做”。正如法兰克·辛拉特纳（Frank Sinatra ）所唱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法“夺标”。

遗憾的是，来自东西方的这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思维范式及其提供的人生幸福与成功的“解决方案”最终将会让你失望乃至绝望。譬如，你潜心修炼，但最终你可能会发现，无论如何修身养心，你最终无法从自己的内心中找到完美人生的答案。

原因很简单，你不是神，你本是有限者，作为人类的个体，你无论智慧、知识还是信息都非常有限，你的内心同样有限，你妄想将有限的自身变成无限，最终却是徒劳，是虚空的虚空。

葛尼斯挑战性地问到，你跟随着东方大师作各种修行，但你是否发现你对生命目标的追寻，到头来只是幻梦一场。

在研究生时，我曾经研习过东方的智慧，但结论完全如葛尼斯所言。我作为主讲嘉宾参加过世界佛教论坛并得以认识藏传佛教的高僧，但我所爱的诚实的活佛朋友告诉我，他仍在寻找的路上，并没有悟道。

因此，对于试图靠自身修身养性而通向完美人生的朋友，我的提醒就是，你的本质乃木炭，你可以不断地洗涮自己，但哪怕你将自己洗没了，也决不可能洗白了。禅宗六祖说得对，砖头岂能磨成镜子呢？永远也不能。

如果东方智慧其实是一条不通的道路，那你还可以试试接受另外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前述西方的主流解决方案。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是否定意，你的生命目标必须由你自己设定，并靠自己完成？

很多世俗主义的思想家鼓励你这么做，而你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于是，你开始追求各种世界上认可并且你也渴望追求的成功标准，例如，健康、权力、地位、知识、友谊、爱情等。

然而，最终你一定会发现，这一切都将变得空洞而微不足道，而你所渴望的至高的幸福仍远在天边。例如，许多人认为人生不幸福是因为缺乏财富，但你真的获得了财富后，你将发现，真正的幸福你仍然没有得到。

正如前边所讲到的，财富可以买来许多，但真的买不来你的人生的目标与幸福。葛尼斯指出，对某些人而言，追求世俗目标出现的空洞将导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所形容的“沉默绝望的生活”。

或许，你还有一种人生选择，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做，拒绝设定任何目标，转而认为追寻就是一切，结果并不重要。葛尼斯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解决方案或者说对于人生的态度往往以“追寻就是报酬”，或“怀着希望旅行，胜过抵达目的地”这一类的话语来表示。

它非常适合对终极答案持怀疑论，以及高举宽容、思想开放、模棱两可态度的现代人。然而，自以为“怀着希望旅行，胜过抵达目的地”的想法，实际上忘了一个事实：怀着希望旅行，是因为希望能够到达目标或目的地。

因此，拒绝目标将立即带来更大的空虚和绝望。葛尼斯指出，“有些人的空虚和漫无目标带来更大的绝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说得好：“因为人类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要活下去……而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活。若是不能肯定自己为何而活，人就不会接受生命，宁可摧毁自己，也不愿意存留在世上……”

如果世上流行的解决方案都此路不通，正确的思维范式和解决方案何在？葛尼斯指出，犹太-基督传统的答案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他们相信，将生命的目标扎根于上苍的呼召“来跟随我”是唯一能够获得最高幸福与成功的途径。

葛尼斯论述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因此从创造的意义来说，正确的生命目标其实是“成为你所是”。

但这还只是一半的答案。创造我们的上帝还愿意来呼召我们，如果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会达到靠我们自己不可能达到的高度，那将是通向无限的高度、充满信心、盼望和热爱的人生。

因此从呼召的意义来说，生命的目标不仅是“成为你所是”，而且是“成为上苍要你成为的所是”。毫无疑问，这个呼召的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它直接指向人存在的终极意义。

这种观点认为，终极实体既不是个人，也不是和个人无关的一种存在，而是有一位无限的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并且呼召我们进入与他的生命关系中。

于是，我们的生命目标有了两种来源──我们“受造成为的”（created to be）和我们“被呼召成为的”（called to be）。正如章伯斯所说：“每个人受造，都为了触及他不能掌握的事物。”

也许，我们“受造成为的”那个自我微不足道，但“被呼召成为的”那个自我则显然具有某种神圣乃至无限的价值。通过呼召，我们得以与无限的创造主联系进而成为神圣与无限主宰的进程中的一部分。

葛尼斯指出，创造主的这种呼召，不仅成为最深自我探索的来源，并且给我们的生命以启示和能力，使我们的生命能更新变化，进入一种无人可比的神圣计划中。

不错，我们希望能够与众不同，我们渴望能够留下典范。我们渴望能拥有一种确据：自己正在实现自己之所以来到世上的目标。而且，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说的，我们渴望“让这个世界更好”。但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并且领受和跟随上帝的呼召。

答案原来在于响应并跟随上帝的呼召？那么，“呼召”又是什么意思呢？葛尼斯指出，呼召就是上帝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就近他，以至于我们对整个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拥有的每样事物，都投注一种特殊的忠诚及活力，在生活中响应他的召唤并进行事奉。

我曾经看过许多关于呼召的论述，但葛尼斯的论述显然是最完全、最有说服力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纠正了马丁·路德思想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偏差。

葛尼斯指出，这个真理（呼召）是世界历史上许多最伟大的“跃进”之动力。犹太国建立于西乃山上，基督徒运动在加利利诞生，以及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还有它刺激现代世界蓬勃兴起，这些不过是其中几个例子。难怪在今日，对于现代人来说，“寻回呼召”应该是最关键的事，而不只是为了满足千千万万追寻意义的现代人而已。

人在追随呼召中有望得到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安息。事实上，人完全的幸福、满足、价值以及成功只能在最高等及最长存的良善中寻得，因此所有不追寻神的结果都得不到安息这正是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忏悔录》（Confessions，编者注：中文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册中所说的意思：“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直到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寻得安息，我们才得安息。”

 同理，人在追随呼召中才有望得到真正的成功与价值，而所有不在上帝旨意中的成功都是不完全的成功。有一句说得好，人有两种失败，一种是你想做的事没有做成，另一种是你想做的事居然做成的，但却不是上帝所要的。

很显然，人的成功也有两种，一种是世人眼里的成功，世俗的金钱、权力、荣耀、情欲等。然而，这样的“成功”可能会从外面奉承我们，让我们觉得“很重要、很有意义”，以期逃避自己内在的虚空。

但实际上，正如所罗门早就说过的，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另一种却是上帝眼里的成功，而真正伟大的成功是联结着神圣与无限的成功，否则必将是速朽。

葛尼斯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在信仰的时代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道：“生命的最终目标乃超越于此生之外。”

葛尼斯还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其著作《日记》（Journal）中的话：“重点是认识我自己，看见上帝真正要我做的事；重点是发现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理，发现我能够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理念。”

在上帝那里找到如此理念的人生，才会是真正幸福与成功的人生。这正是人生奥秘的终极之钥！

真正的幸福也是在蒙召当中。葛尼斯写道，蒙召是听见神以上百种亲密的方式向你微声诉说三件事：“你蒙拣选；你得恩赐；你很特别。”

让这三件事沉入你心中，让它们停留得比最初那珍贵的时刻更久，你就一定会听到另一个声音，既甜美又平顺：“对，你真是蒙拣选的……有恩赐.……很特别。”

想一想，当一个人听到那来自神圣、无限的至高者如此甜蜜的声音时，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葛尼斯继而向所有的人发出挑战，你的生命是否找到存在的理由，是否拥有专注的目标？或者你的生命是不断变动的决定，以及在你身外各种拉力的产物？你是否期盼从追求成功走向追求意义？你是否明白，倚靠自己永远无法满足，否定世界的方法到头来也无法提供答案？如果还没有，那么请聆听拿撒勒人耶稣的话，回应上帝的呼召吧！

从财富到人生：

中国的改革之途与认识之途

我很遗憾，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以儒家为代表，虽然是慕道的文化，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而矣！”但中国人一直走在一条曲折的求道的过程中，最终也没有明白道是什么，更不清楚上帝是道的本体，只能叹息“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尽管有“铁肩担道义”的仁义追求，但终究因为没有建立起人与上帝的个人关系，缺乏神圣呼召意识，从而难以活出崇高的人生境界，难以实现几千年来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来。

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就是人与上帝合一，并且是通过人来追随上帝的呼召实现这种合一。如此，在葛尼斯的思想其实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架可望登天的梯子。还记得圣经中雅各所梦见的那个天梯吗？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敬天却不知道天是何物，崇尚天人合一却不知道道路何在。从个人崇拜到人民币崇拜，中国人精神式的进步等于零。

当今商业时代的人往往忙碌于追求金钱的事务，却不去思考人生的目标。如葛尼斯所讲的那样，“生命的输送带载着你前进，没有人知道目的地何在。人比较像是物品、一样东西，而不是活的生物。”

更有甚者，人们甚至不再思考生存的意义，开始犯上后现代病。正如葛尼斯所讲的“现代人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所知越来越少，而是生命的意义越来越不成为他的困扰……”

中国文字形象地表征，迷失了目标的奔跑必然陷于“盲目”；而盲目的“忙”，结果便是求索的心的死亡，最终人将变成一个在人生意义与价值上必死的失败者——一个生命意义上的流浪且心死的人便其实如同“流氓”。

同样很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也忘了要给人们探求幸福的独木舟立一个灯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的阿马蒂亚·森对此忧心忡忡，如同2000年前的孔子曾不断地告诫当时的中国人要回到“礼”的道路上一样，森也一再幽幽地告诫经济学的同行们说：

“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终究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然而，很清楚的是，经济学家们狭隘的思想根本不足以破解苏格拉底的问题。除非经济学家们愿屈尊降贵，向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学习，否则今后也难有突破。

愿意打开脑子去学习的经济学家少而又少，华人中我只知道两位很突出的。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华人经济学家的疯子，居然在经济学的本科班中开了国学班，还说不懂四书五经不能谈经济学。

这人叫邹恒甫。多年以后，我才悟到他是对的。原因在于，文化是制度的冰山，制度是文化的冰尖，经济学家不懂文化很难懂制度，也就很难称得上是好的经济学家。

又过了一些年，我发现，经济学家了解文化，不仅关乎对制度的理解，更关乎对人类幸福的理解。因为幸福之供给不仅包括财富等物质层面，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经济学家要能给人开幸福的方子，就需要深入到文化的研究。

另一位华人经济学家叫杨小凯，他独步天下地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在超边际分析上做出杰出贡献，如果小凯不是英年早逝，实在是真正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但杨小凯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个人。小凯的求索不仅在中国经济学界，在整个中国思想家和知识界也应该是走得最前的！

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学习榜样。他们让我告别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游戏，转而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经济学，特别是对《圣经》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目的则是要进一步寻找中国长治久安、财富持续增长的基石，以及寻求超越财富增长的智慧，为国人的幸福增进以及中国人活出更高的精神境界寻求答案。

这当然是一个狂妄的想法。有没有答案呢？答案其实不远，就在葛尼斯的书中——“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神。除神的道之外，没有别的道。除了神的生活方式之外，没有别的生活方式。”

道，必需可以放之四海而谓之道。这本书，也不应该看成是西方的书，而要把它看成是中国人自己的书。我个人相信，它必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相融合即“有十字架的变革”所形成的伟大“新中华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