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被人们谈及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焦虑”。

除了对宏观环境的忧虑之外，”财富焦虑”、“择偶焦虑”、“择业焦虑”、“社交焦虑”......不过，身处现代社会，没有人能逃脱掉的是“学习焦虑”。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简单的定律：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供给。针对现代人的“学习焦虑症”，各种各样的线下商学院、大学，以及线上付费课程也应运而生。

新的技术革命，也助推了学习的革命。每一次产业升级，其本质都是用新技术，把原有产业重做一遍。知识领域也不例外。信息时代，人们学习知识的方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适应碎片化时代的各种知识类音频产品，一度发展为新潮流。

新事物难免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尽管知识付费行业针对现代人的痛点，提供了大量的知识服务，但却让知识消费者陷入下面的恶性循环：

“一开始，觉得很有启发、很有用，看完的一瞬间觉得自己受益匪浅。可时间长了，才发现认知并没有由此而提高，思维并没有由此而升级，知识和技能仍在原地踏步，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反而越焦虑了。”

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学习方法”错了——“碎片化学习”不如“体系化学习”有效；只学习理论不够，还要注重实践；

也有人认为是“学习意志”不够坚定——学习是反人性的，很多人付费买课程，不过是买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不过，读完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索维尔的代表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不难发现，在现代社会，想要更新认知系统，除“学习方法”和“学习意志”之外，还有两项能力常常被忽略：

◎ 了解现代社会知识生产的模式和全流程；

◎ 辨别、筛选好思想的基本能力。

缺乏第一项能力，就算学习的方法再正确，意志力再强大，最终收获的，可能只是二手知识和浅薄的认知。

但是，仅了解知识生产的模式和流程，而无法辨别思想的好坏优劣，很可能被那些听起来很美好的坏思想所俘获，并终生为其埋单。

我们都知道，现代经济体系的运转，离不开分工，哪怕是一只简单的铅笔，整个生产流程都会涉及成千上万的人，涉及几十个产业，如伐木、冶炼、化工等等，而消费者要真正买到一只铅笔，还要经过好几道中间商，比如批发商、经销商、零售商，等等。

日常消费的商品是这样，知识产品，也是如此。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将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产业链，总结为“从中心到边缘”的“生产—扩散—消费”模式。

首先，知识生产的最上游，或者说源头，是“核心厂商”，毫无疑问，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观念的奠基者”。

比如，自然科学领域，是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

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休谟、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以及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柏克、马克思、韦伯、米塞斯、凯恩斯、哈耶克、罗尔斯、诺奇克等思想家。

他们“生产”的知识，奠定了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观念地基，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也无论他们的思想是否正确，我们平日里使用的概念、思考的方式，都受到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是围绕在知识生产核心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衍生、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

这些人包括学者、教师、记者、（自）媒体人、出版人、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等等。他们是知识产业链的“批发商”、“零售商”，他们从知识生产的上游，也就是“核心厂商”那里“进货”，然后通过不同程度的加工、包装、营销，把这些核心知识重新生产一遍，然后在市场上“出售”。

例如，新闻记者在担任报道者的角色时，貌似报道的是“客观中立的事实”，但实际上却是根据自己价值观筛选的，有倾向性的“引导性事实”，自媒体人也不例外。

例如，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评论家，看似在发表自己对某些热点事件的看法，但是使用的底层工具，却是某个（些）思想家的理论，其结果是加速传播了这些思想。

最后，就是知识产品的消费者，大到政治家——比如，撒切尔夫人是哈耶克的忠实粉丝，而里根总统，更是罗素·柯克《保守主义的精神》的忠实用户。

当然，知识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者，还是普通人。比如过去的报纸、杂志、图书的读者，今天线上付费课程的订阅用户、自媒体文章的读者、知识视频的观看者等等。可以说，在知识大爆炸、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几乎人人都是知识的消费者。

在这个“生产—传播—消费”模式中，不难发现，好的知识服务商，就像是连锁餐饮的中央厨房，他们把思想变成一个又一个高标准，有品味的知识产品。

· 他们把象牙塔中艰涩无比的知识，变成大众听得懂的“人话”，让知识更大众化。

· 他们把高大上的学术理论，变成普通人能理解、可以用的思维方式，拓宽了学术知识的应用场景。

· 他们给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让学习更加高效。

当然，再优秀的知识服务商，也还是服务商，提供的也还是优秀的“知识胶囊”。不过，与知识短缺时代相比，这些知识对于增加谈资、拓宽知识面，甚至整个社会意义上的认知扫盲，功不可没，对于大多数人，是足够的。

但是，对于少数想改善知识，提升洞察力的人，仅消费知识服务商提供的产品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回到“核心厂商”那里。

这就引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说知识的传播者，可能让思想者的知识失真、变形的话，那么，有些“核心厂商”生产的知识本身，就是有毒的。如何识别、筛选这些有毒的“核心厂商”，其重要性不亚于警惕那些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

现代社会知识生产的模式， 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知识分子不用为自己的理念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直接负责，哪怕他的理念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影响力越大的知识分子，越是如此。这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的伟大洞见。

索维尔认为，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知识分子其实拥有巨大的权力，因为他们只需要在书斋内发表原创性的思想，只要他们身边有一群拥趸和传播者，他们就可以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许多知识的消费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社会精英——政治家、金融家、企业家、律师等，当他们开始把错误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常常会把矛头直指政治家和其他精英，甚至指向被错误引导的受害者和普罗大众，却极少要求那个聚光灯下的知识分子负责。这就是典型的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

例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在30年代拼命为纳粹辩护，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理念产生的后果——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不用他来负责，直到二战结束，海德格尔继续在大学讲课出书，然后享誉全球。

当然，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只是其中一个，比他名气更大，影响更坏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

那么，如何识别出坏思想、坏知识分子？索维尔提供了两条标准。

◎ “圣化构想”

所谓“圣化构想”指的是，那些枉顾人性的复杂，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一个完美的改造社会蓝图，认为一旦实现了，就会建成人间天堂。

在索维尔看来，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好的知识分子，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地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就像丘吉尔所言“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有句话，可以说是为“圣化构想”者量身定做的：那些把人类引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设而成的。

◎ “辞令技巧”

所谓“辞令技巧”，是指自己的思想、理念在现实中明显失败后，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错误，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喜欢美化自己的理想愿景，以至于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再加上写作和诡辩本来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因此，面对错误，非常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或者词汇来替自己狡辩。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不仅提供了识别坏思想、坏知识分子的简单方法，还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现代社会，信息获取的渠道，决定了个人的命运。信息管道越多元的人，信息优势越强；独立思考能力越强、信息分析处理能力越强的人，洞察真相、取得选择优势的能力也越强。这也是今天我们读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理解知识分工的链条后，应有的起码认知。

现代人每天都处于海量信息的狂轰滥炸下，短视浮躁和急功近利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新闻媒体中充斥着各类震撼的标题，营销大咖们不断变幻姿势诱导人们掏钱购买华而不实的知识产品。

除了警惕劣质的“二手知识”，还要像识别食品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对那些充斥着“圣化构想”的有毒知识，以及擅于“辞令技巧”的知识分子保持警惕。否则，就可能成为受其毒害的“大头娃娃”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