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经济学服务于大众，奥地利学派便是如此。奥地利学派对20世纪后半期自由市场理念在全世界的复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维迎 ）；对美国主流经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影响（艾伦·格林斯潘）。

奥地利学派曾经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只有到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出现危机的时候，才会有人想起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奥派经济学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延续和深化。

一战结束后，借助政府和银行对货币的操纵，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官，都骄傲地宣称：美国已经进入了永盛新纪元。

然而，有两位远在欧洲的学者却“不识时务”地发出警告：公权力对市场的干涉，百害而无一益，不远的将来，美国必将遭遇一次可怕的萧条。美国前一秒越繁荣，后一秒就越苦痛。

这样的“杂音”自然被嘲笑。但未及十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率先爆发。经济学界这才如梦初醒，重拾当年被不屑一顾的忠告。

那两位提出警告的经济学家，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都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

老师L. V. 米塞斯（右）与学生F. A. 哈耶克（左）

除了预言“大萧条”，奥地利学派也预言了苏联乌托邦实验的破产。

“大萧条”发生后，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碰巧，正在进行计划经济实验的苏联，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成就。于是，很多西方学者调转目光，纷纷成为计划体制的拥趸。

但奥地利学派的两位主将，米塞斯和哈耶克又站了出来，指出“苏联模式”在底层逻辑的谬误。

半个世纪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证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预言。

从孤独的发声，再到被精准印证，奥地利学派的两大世纪预言，极大地改变了世人的认知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体系。

但奥地利学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

奥地利学派

对现代经济学的5大贡献

边际效用——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父，却一直被一个难题困扰——“钻石和水的悖论”：水对于人的生命非常重要，但是水的价格却非常低。钻石对人的生命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钻石却非常贵，这是为什么？

1871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这本书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诞生。门格尔在书中系统提出“边际效用”的概念，也破解了“钻石和水的悖论”。

何为“边际效用”？对于一种财货(商品)，一个人拥有它的数量越多，这个人对它（包括已有的和更多的）的评价和欲望也就越低。

比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买了一屉包子，当他吃下第一个包子时会觉得非常美味，可等到吃第五个包子的时候，非但吃不下去，甚至还会想吐。

对应到“钻石和水的悖论”：水在每个人生活中非常充足，多一杯水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所以效用低；但钻石并非人人都有，从零到一的那颗钻石，会带来极大的幸福和满足，效用就很高。

因为对边际的充分解释，门格尔与同时代的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共同掀起了一场“边际主义革命”，重构了经济学的版图。

如今，经济学界公认，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之上的。

“所有经济体，都始于人、终于人。” 

——卡尔·门格尔，奥地利学派创始人

主观价值论——破除客观价值论的谬误

主观价值论，是和边际效用理论一起被门格尔正式提出的。而在之前，古典经济学困于客观价值论，即认为任何物品都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而价格只是围绕这个价值上下波动的一个现象。

然而，客观价值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张家庭老照片对于一些人无比珍贵，但对其他人如同废纸；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流行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被一部分人鄙夷，但同时被其他一些人趋之若鹜，甚至不惜抢购高价黄牛票。

主观价值论则认为任何物品本身并无所谓的内在价值，只有人对它的判断，人觉得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如果一件产品无人问津，那么无论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它都是无价值的。

主观价值论终结了客观价值论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主观价值论可以更好地指导生产者，提醒他们应该更关注消费者的具体欲望与需求，而不是闭门造车。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多民族与社会都认为：利息就是“不劳而获”、“剥削”与“食利”的代名词。但这种看法，却违背了人的本性。

门格尔的学生、早期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在1884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与利息》中，总结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利息的观点。

他提出，利息的本质是人的时间偏好——倾向于获得即时满足，而非延时满足。它起源于时间，根基是人的耐心。

比如，你是愿意现在获得100元，还是一年后获得100元？答案无疑是前者。相比在将来获得收益，人更喜欢现在就进账。所以，为了满足人的时间偏好，利息出现了：它会让你有一年后获得120元的选择。甚至即便是高如20%的年利息率，也一定有不少人选择当下的100元。

所以，利息源于人心，是作为延迟满足的对价出现的。但在历史上，它却承受了本不应有的恶名。

如今，时差利息论，已被现代经济学吸纳融会，成为现代金融学的基础。

100奥地利先令钞票人物：

欧根·冯·庞巴维克，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机会成本——成本，就是放弃的最大代价

如果说边际效用是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石，那成本概念就是这座大厦拔地而起的支柱。而在现代经济学的语境中，一切成本，都是机会成本。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对机会成本做出系统解释的，还是奥地利学派。1848年，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维塞尔，首次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

此后，米塞斯在前辈思想的基础上，对机会成本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定义：“（机会）成本是最紧迫的、不能再进一步得到满足的其他需求对于主体而言的重要性”。

人的选择有限，为了更重要的选择，不得不舍弃次重要的选择，后者就是前者的成本。简言之，机会成本就是放弃的最大代价。

机会成本的概念，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基石。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也非常重要，不论是职场上还是生活中，有限的时间、精力只允许我们去做最重要的事，其他的事情就是应该放弃的。

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真正的引擎

奥地利学派一向认为，“看得见的手”在资源配置方面，只会越帮越忙，阻碍经济发展。那么谁才是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的主力呢？答案是企业家。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均衡”太过理想，现实中不存在市场信息的完全对称和资源最优配置。而既然市场中总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也有总会有机会等待人去发现。

奥地利学派将这些潜在的机会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套利，第二种是创新。

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计算机市场刚刚兴起。柳传志发现，单台计算机在香港卖1万元，在北京却能卖到3万元，便开始了计算机生意——这就是套利。

但柳传志很快发现，香港电脑的操作系统是繁体字，北京的消费者亟需简繁汉字切换的功能。于是，他推出了联想汉卡——这就是创新。

在米塞斯看来，企业家的本质是应对不确定性。他们是那些“特别热衷于调整生产适应变化，以谋取利润的人；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眼光；他们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

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对企业家的定义更为简洁：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

20世纪初，作为师出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对于企业家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论述。他后来在哈佛大学执教，对美国经济学界、商界和政界，产生极大影响。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就对熊彼特推崇备至。

↑【签名版】张维迎教授“企业家四书”(赠珍贵文献)↑

张维迎教授，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奥派学者之一

改开以来最关注企业家的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

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服务于大众

可以说，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很多基本概念，早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篇幅有限，仅梳理以上五点。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滋养和启发了很多学者和新的理论：

比如，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有着深深的奥地利学派痕迹，并漂亮地击败了凯恩斯主义。

另外，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都具有浓厚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色彩。

而在华人经济学界，杨小凯、韦森、张维迎、许小年、朱海就、薛兆丰等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影响。

今天，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奥地利学派更主张经济学要走出象牙塔：真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者应该服务于大众，而不应服务于特定的机构。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有意或无意、或多或少误导了大众。奥派学者们要做的是为大众的思想祛魅，让那些人们本该了解的常识重新回归。

奥地利学派诞生仅200年，但涌现出众多大师，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是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三位，他们的思想，也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