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许多人并不怀疑。但在探讨究竟什么是保证美国最终摆脱衰退、焕发活力、保持强盛的原因时，大多数人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美国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等机制的分析上;也有不少人分析研究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设计、运作上的特点，指出了制度安排与国家机制对维持美国强盛的重要性。

上述这些研究无疑都是涉及美国强盛的重要方面，但这还不足以勾画一个完整的美国，不足以说明美国强盛的深层次原因。

这一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有人可能会问，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富有，科技、教育最发达，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宗教能有什么样的地位?美国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推崇金钱的“金元帝国”吗?

美国难道不是一个拼命鼓励物质消费、讲究物质享乐的国家吗?美国难道不是一个在世界上依仗自己的实力，到处追逐利益的霸权国家吗?在美国，宗教究竟是一种真实的信仰，还是一种虚伪的说教与表演?这些问题是许多人在认识美国、了解美国时常见的困惑。

其实，美国是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没有宗教，就没有美国。评价美国的昨天、分析美国的今天、预测美国的明天，都离不开宗教。谈美国而不谈宗教，是不全面的;谈美国的强盛而不谈宗教，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宗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雄厚的群众基础、广泛的社会存在。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宗教观是最强烈的，进教堂的比例是最高的。曾经长期居于西方文明中心位置的基督教，在21世纪的欧洲各国普遍处在衰落之中，但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不减当年。

根据盖洛普和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分别所做的调查，美国人口中92%的人相信上帝或某种宇宙神的存在，71%的人确定上帝绝对存在;74%的人相信人死后有来世;63%的人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其中半数以上的人相信圣经句句都是真理，应当逐字逐句地去理解;56%的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44%的人每周或几乎每周都去教堂礼拜;58%的人说他们每日祈祷，31%的人说他们至少每月都会收到上帝对他们祷告的回应;6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总统有很强的宗教信仰。

美国这个世界上的头号发达国家，宗教色彩竟如此浓厚，这让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感到惊讶。

法国著名学者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一百多年前赴美国考察民主制度时，对于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宗教影响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

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此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能证明基督的效用和符合人性，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

法国作家缪拉 (Achille Murat)也说：“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以至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分了。

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其中有一些分发《圣经》、散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使传道士成家;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宣讲、弘扬、净化、维护、改良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资助会众、支持神学院;向海员、黑人和荡妇传道并劝其皈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有美国人的地方，必有宗教。

独特的历史根源、“神圣的”建国理念。基督教对美国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美国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教新教)而言，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意义。

美国不是一个由某个主体民族或某些民族基于血缘关系、地理位置、语言文字、生活习性等因素集合一起而形成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基于为了保持某种强烈的宗教信仰理念而建立的国家。

对此，美国学者奥尔森曾经说过：“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他们要占领北美。”

基于这个目的，17世纪初，一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清教徒们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满怀强烈的宗教激情，以“被上帝拣选的子民”(上帝选民)的身份开始在北美殖民地这块“被上帝拣选的土地上”(拣选之地)实现其宗教理想的实验。

因此，美国的建立和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血缘、不是语言文字、不是家族的历史，而是宗教信仰，这是美国极为特殊、极为显著的“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宗教在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作用。

在美国建国之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主要是满怀宗教激情的清教徒，清教徒的主要目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开展“神圣试验”，建立“山上的城”，向世人彰显“基督的光明”。

所谓“清教徒”，是对英国国内不信奉国教的基督徒的简称。16世纪后期，基督教新教中的安立甘教会(圣公会)被英国王室确立为英国国教。但一些教徒认为，英国国教中存在着天主教的陈规陋习，应该加以清除。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之为“清教徒”。

对此，英国国教和政府认为，任何反对官方信仰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不信奉国教，抨击国教的清教徒是异教徒，必须使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惩罚。于是宗教迫害的狂潮在英国大行其道。

英国国教与政府使用威胁、监禁、绞刑、驱逐等各种残暴手段镇压清教徒。在高压政策下，拒不放弃信仰的清教徒被迫大批逃离英国并最终离开欧洲移居北美。

这些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清教徒移民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移民到北美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也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原因，而是因为宗教原因。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宗教移民”。他们从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天起，宗教作为他们生命中的DNA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作为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强调人类的罪恶，相信“预定论”，认为《圣经》才是信仰的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主张简朴的宗教礼拜仪式，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守安息日，严禁星期天劳作或进行娱乐活动。

到17世纪中期，已有几万名清教徒从英国移民到了北美。这些清教徒恪守禁欲主义，富有冒险开拓精神，把严格自律的生活、勤勉的工作和对事业成功的不懈追求，视为对自己神圣信仰与职责的检验。

他们坚信，他们正在进行的努力可以实现上帝的计划，促进教会的兴旺发达。清教徒这种为上帝效劳、努力进取、自我奋斗的精神与后来美国人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信仰和实践中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尤其是原罪说、契约论、《圣经》权威说、公理制及选民观都对日后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于其神学思想及教义与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严重对立，必然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与英国政府统治者关系的恶化，离心倾向严重。随着北美殖民地人民与英国政府在具体利益上的冲突，双方在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越积越多，最终引发了独立战争。

但早期清教徒为了创立一个能体现上帝意志的“神圣共和国”的理念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实践，无疑为北美人民赢得独立战争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信仰上的基础。

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之上、为基督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以实现基督教理念为目标的国家。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价值观是推动美国建国的原动力，也是美国建国以后主导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力量。            

宗教是美国的精神支柱与道德基础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背景，但美国社会并没有因此而陷于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状态。相反，美国人无论其祖先来自何处，肤色如何，使用何种语言，只要他们来到美国，成为了“美国人”，绝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

这一点，对一个由血缘、肤色、语言、文化、生活习俗非常不同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将形形色色的移民及其后裔凝聚在一起，使其成为具有统一道德标准与价值观的“美国人”的法宝是什么?是基督教及其伦理观。

美国建国以后，统治美国社会的各类精英非常清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移民不仅带来了不同的肤色、语言、文化，而且带来了不同的信仰与价值观。因此，凝聚力与向心力对社会的稳定与民众的团结、对美国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

但要在由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组成的美国人中寻求“原生态”的共同点，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一套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社会就无法维系，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这是一条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于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熔炉里，美国社会树立了一条“熔所有外来移民于一炉”的标准，这就是基于基督教传统与圣经原则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个办法犹如以一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为标准，对其他所有联网的计算机进行“格式化”。被“格式化”的“计算机”，不管原来是什么样的系统，都不会发生相互对话时的“不兼容”。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是非标准是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这个社会根本无法维持。而在美国，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基础在建国之前就已经被选定为基督教了。凝聚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华、体现了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伦理原则的价值观、道德标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唯一选择。

因此，一个人是否为标准意义上的“美国人”，并不是看这个人是否持有美国护照，是否能说流利的英语，而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融入美国社会，接受美国的价值观、认可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刚刚进入美国社会的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本地人，无论背景如何，信仰什么，要想正常生活，只能接受源于基督教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

这是由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实用性和不可空缺性决定的。尽管一个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可以在思想上拒绝甚至批判美国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但在美国的社会实践中，却不能不使用这套标准。宗教的道德督导和教化在美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本身。

美国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教，可以不相信宗教，可以从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受到官方推崇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在美国事实上具有某种正统意识形态的色彩。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宗教的信徒，无论是在美国出生的人还是刚刚到来的新移民，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人，都无法改变与基督教传统相关联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作为个人，你可以不相信、不遵守甚至否认或批判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但要在美国社会另搞一套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的道德体系，几乎是不现实的。

因此，最终不管你信仰什么，来自非洲还是拉美，你只能“入乡随俗”地加入到使用这套标准、维护这套规范的美国大众中去，否则，你就无法在美国社会生存。

美国学者乔治·马斯登说，“美国的文明很大程度是由一系列新教价值观组成的，孩子自幼就被教义按规则来做游戏，每个人都知道<十诫>、劳动的价值及德有所报。”每当周日来临，虔诚的基督徒总要带着子女到教堂做礼拜，孩子们要去教堂开办的主日学校。

主日学校是系统地讲授宗教知识与培育宗教道德的基地。从学龄前到高中，主日学校根据孩子的年龄，分成不同的班级。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主日学校，主日学校是教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美国儿童与青少年道德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除了家庭之外，就是主日学校了。

圣经中的《十诫》既是基督教的信仰，又包含了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如“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奸淫”、“不可说谎”等。此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护生命”、“爱你的邻居”等基督教倡导的基本信条，也早已融入了社会道德规范之中。

宗教的道德教化从一个人的童年开始，以各种形式不断强化这些规范。当一个人成年后，与基督教价值观相连的道德规范又成为衡量和监督人的品行的终生不可改变的标准。除了青少年道德教育之外，宗教的道德教化还表现为对特殊群体的工作上。

在监狱、无家可归者中心、戒毒所、艾滋病救助医院，以及遍及全球的美军基地中，都有牧师和传教士的身影。尽管宗教的道德教化不是万能的，教会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但如果没有教会、没有牧师，美国社会的情况只能更糟，矛盾只能更加尖锐。

从道德督导的效果上看，在向民众提供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方面，宗教组织的作用有其独特性。教会把一切问题都与宗教信仰挂钩，然后从宗教立场出发，用传统的宗教道德标准进行衡量。这样，“你应当如何”或“你不应当如何”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就具有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神的敬畏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可融成了一体，道德问题与宗教说教被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关于道德问题的宗教说教不是法律，没有强制性，但却具有比法律更加特殊的权威性，可以从内心深处有效地制约人的行为，影响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态度。

尽管宗教表面上不干预法律和行政，也无法左右社会舆论，但宗教通过对个人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家庭和社会的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a nation under God)，基督教长期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则是基督教传统道德的受益者。

有了这样一种基督教传统的精神支柱与道德标准、价值观，由文化背景形形色色的移民组成的美国社会，才能在道德问题上形成共识，有一个为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在极力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同时，才有可能倡导合作与自律、倡导平等与正义、倡导爱心与帮助、倡导责任与使命。

在贫富悬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才会代代相传。正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德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

正因为如此，普通美国人对基督教传统的维护，除了少数人是从神学教义出发要做基督教的“卫道士”，更多的人首先不是出于神学的思考，而是出于对自己生活方式及与其关联的价值观的维护。

日复一日，生活在“民族大熔炉”中的美国人在各个层面上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为自己也为社会”的“化异为同”的努力，最终汇聚在一起，提高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一个生活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体系、价值观与伦理观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美国社会的外来人，而会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

信仰、责任感、爱国心与道德标准会高度有机地统一，美国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础，正植根于此。

这也是为什么自从清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后，无论北美大陆的政治与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北美宗教内部各派力量如何兴衰消长，无论是独立战争之前还是建国之后，美国人以基督教传统作为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与道德基础的标准从来不变。

对美国人来说，是否信仰基督教，不仅意味着宗教上的选择，而且意味着道德标准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纽豪斯说，“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许多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

美国的历史不长，但作为美国社会道德基础的基督教传统却源远流长，它是西方文明在北美大陆 “美国化”的结果，是美国国情的一大特色。

这种带有美国特色的基督教传统，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道德源泉，也是美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历次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都没有动摇美国人的自豪感、自信心与凝聚力。

所有这些打击与挑战，都未能动摇美国人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体系，美国社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没有改变，更没有崩溃。

美国人在信仰上没有丧失方向，在精神上没有被打倒，在理念上没有失去自信心，在国内没有丧失向心力与凝聚力;美国克服困难，重振雄威的意识形态资源未受损失。有了这个基础，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自行纠错;经济、军事、科技可以得到提高与发展。而这一切的基础往往不易为外人所察觉。

其实，对于宗教在构建美国精神支柱、价值观与道德体系中的作用，美国的统治者从美国建国之初就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作为国家的管理者，自觉地把基督教当作国家的立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

首任总统华盛顿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他还认为，“在导致政治昌盛的各种意向与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

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把基督教当作维持美国自由体制的根基，他说：“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于维持自由体制”。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表示：“我没见过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美国后来的总统也都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基督教在构建美国道德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了基督教，美国的精神支柱与道德基础将不复存在。

“天定命运”看世界、永踞道德制高点。在将美国人凝聚一起的同时，建立在基督教传统基础之上的美国道德体系也有另外的一面，这就是为美国人树立了“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美国人要将世界领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让美国人力图在全世界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这一点对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全球战略的宗教动因非常重要。这是美国人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先辈继承下来的传统，它来源于基督教的选民意识、救世主义和清教徒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

美国人从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的角度出发，坚定地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要将基督教文明推到全世界，做全世界的领导者，要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经过基督教教会与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反复强调，“上帝选民”、“美国伟大”、“传播基督教文明”、“拯救世人”等一整套“天定命运”观念逐渐成为一种美国人特有的、宗教性的自我感觉和意识，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对外政策的主调。

尽管世界其他国家对此并不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但美国人对此从不隐讳，从不改变。长期以来，学界流行的所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贯穿美国外交政策的两条主线”的说法中，“理想主义”的宗教根源，盖出于此。   

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无所不在。从美国建国之日起，美国的政治领袖对这一点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等都希望宗教能够发挥道德基础和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美国政治家在竞选活动中无一不是使用各种手法，尽量赢得宗教团体的支持。面对90%以上的美国人声称相信上帝、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超过了参加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活动的人数这一事实，任何人要想在美国政治斗争中取胜，都不能无视美国社会中这个强大的社会力量。

作为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和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宗教拥有影响政治的网络组织体系，教会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最好形式。教会的网络结构可以使宗教在看似无序的茫茫人海中极为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本，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迅速做出反应。

所有这些，使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成为了一个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进行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非或能否的问题，但影响的方式必须合乎法律。

由于宗教信仰是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美国政府在国内大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各种方式支持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性。

美国社会的慈善服务事业，几乎被教会“承包”。教会一边忙于宗教教务，一边忙于社会服务。国家、社会、教会、家庭、个人均为受益者，维持这个模式的资源来自教会及美国人的宗教信仰。

这个模式自建立以来，一直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很少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但却是美国社会与美国民众须臾不可缺少之物。美国宗教的这两大功能(道德基础与慈善服务)，无可替代。

无论国际上发生什么，美国宗教的这两大功能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分析美国是否强盛，应由此开始。只要美国宗教的这两大功能没有丧失，美国就不可能彻底衰落。

为顺应国内宗教选民的需要，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输出美国的宗教价值观与理念，在世界上争夺道德制高点。惟有如此，美国方可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利益，并使美国的一切海外行动具有神圣性、正义性。

正如里根总统所说的，“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是重要的，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我始终确信，当前为世界而进行的抗争从来不取决于炸弹或火箭，也不取决于军队或军事力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精神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对道德意志与信仰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