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找到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提出过这样两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美德?要如何拯救这个国家?

他在雅典四处寻访请教。找到最渊博的政治家，最具才华的诗人，甚至是技艺精湛的工匠，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诗人创作诗句更多依赖于灵感，工匠制作的精美物品均是对照图纸，雅典的政治家，对于国家的兴衰发展并无规划。

最后，苏格拉底总结到：这些人的认知没有什么价值，或者全无价值可言。

过去，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外在的权力、财富、知识，而今天流行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认知”。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去谈良知、道德，或许是因为“道德”这个词，早已经被某些力量败坏殆尽了。

然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依然是道德、良知，是精神的力量。

▍饿着肚子谈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道德的力量很重要，但不能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在保守主义思想者看来，饿着肚子谈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现世的罪恶都被指斥成财富，实际上，所有的罪恶都源于人的作恶的本性。”

追求财富和地位没有错，错的是以不道德的方式，甚至将这种方式化为潜规则、甚至制度和律法。

在“劣币驱逐良币”物质至上的地方，道德越低劣，越能获得财富和地位。后起者只能依靠更“厚黑”、更卑劣的手段，取而代之。

到处充斥着不义之财，底层民众对“为富不仁”者恨之入骨，而那些通过非创造，非公平、公开竞争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

人越活越累，基于道德的诚信、契约精神越来越异化——正如《兴亡世界史》告诉我们的三大教训：不公，成为播种仇恨的机器；贫富悬殊，是激化社会矛盾的加速器；贪婪，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律法、制度、文化，建立在道德、信仰之上，那么，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往往和他的认知、道德、信仰是正相关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

“人类社会是由充满道德自觉的个人所组成的，由个人的美德所驱动的经济，比强制干预要有效得多。经济和美德不但不用分开，相反是互补共存的。”

物质财富并不代表认知和精神上的富有，只靠剥削、压榨的企业很难不被市场淘汰。

反而，谨慎和勤俭的美德，更能帮助人获取财富，只有这样的财富才是坦然的。

▍财富不是工具，是道德人格的延伸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

财富不仅仅是工具，更是道德人格的延伸。对道德高尚的人而言，财富所承载的道德追求，远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看看今天闻名世界的斯坦福大学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财富与道德的关系。

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网上流传的版本是，当年，一对“乡巴佬夫妇”捐赠哈佛大学被拒后，跑到美国西部，愤而创办斯坦福大学。

不过，真实的历史是，老利兰·斯坦福，是美国镀金时代赫赫有名的财阀，因为去欧洲留学的儿子英年早逝，伤感之余，夫妇二人用毕生的财富创办斯坦福大学，为了加州更多的孩子能在家乡享受到好的教育。

创立之初，斯坦福大学坚持不收取费用，并提倡男女教育平等。然而，老利兰·斯坦福不久后就去世了，学校的资产也因当时的法律问题被冻结。这让遗孀简·斯坦福生活拮据，时任校长乔丹劝说她关掉大学以减少开支。

然而，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仅没有关停大学，相反，她辞掉家里的佣人和管家，精打细算，将省下的钱补贴学校。对此，乔丹校长感慨道：“这一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持。”

不仅如此，简·斯坦福还多次以年迈之躯，奔波于加州和华盛顿之间多方争取，最终资产得以解冻，斯坦福大学渡过难关。

如果不是因为头顶的信仰和心中的良知，我们很难解释斯坦福夫妇的行为，也就很难理解那句“带着巨额的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

一边要努力赚钱，并且看护好自己的钱，不被撒旦偷走，一边要努力捐钱，投身公益慈善，荣耀上帝也好，为了心中的道德良知也好，这一定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了。

▍一无所需最像神

财富、权力和认知，将我们放在个体的天平上去衡量，而道德和良知却将我们放在神的天平上，欺骗不了，也摆脱不了，始终跟随我们。

比如，有的人，尽管只有朴素的认知，可当他一生反复做“活着就是为了爱”这一件事，也会成为精神上的“圣人”。

生于欧洲普通人家的特蕾莎，十八岁就成了修女，二十二岁便被教会派遣至印度。

在被尼赫鲁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她没有在修道院内居高临下的施舍穷人，而是先把自己变成了穷人。

她照看那些在大街上捡来的人——垂死的流浪汉、残疾的弃婴、麻风病人和艾滋病人等，为他们提供人生最后旅途中的尊严与爱，陪伴他们走向死亡。

戴安娜王妃访问印度，在会见特蕾莎时，被她深深震撼：“跟她握手的时候发现她没有穿鞋，我脚上穿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真羞愧呀。”

人活着，要有光，追逐财富是追逐物质富裕的光，追逐知识是追逐求知识真理的光，而精神的力量，本身就是一道光。

1979年，特蕾莎恳请诺贝尔委员会取消给自己的获奖晚宴，连同卖掉诺贝尔奖杯的钱一起献给穷人。对她而言，那些奖牌如果不变成钱，不为穷人服务就一钱不值。

夹杂民族、意识形态的科索沃内战，权力的纷争，让当地的妇女儿童陷入危机。联合国多次调解无果，可当特蕾莎进入战区时，恨不得将彼此碾碎的双方，却同时停火，等到特蕾莎救出被困的人员后，双方用火力再掀恩怨。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闻听，惭愧的说道：这件事连我也做不到。

苏格拉底曾说过一句名言：“一无所需最像神”。一个人对物质的需求越少，就越接近于神。因为神是自足的，完完全全是精神性的存在，不需要物质。

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人的身体，离不开物质，但人也有精神，精神是人身上的神性，是人类精神中最高贵的部分，对物质的依赖越少，神性的部分就越能发扬光大。

▍认知多变，道德、良知和信仰才是恒定的

有的人，认知未必是那个时代最超前的，甚至认知可能是错的，但为了自己的信仰，知行合一，一以贯之，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同样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比如，提倡空想社会主义的欧文，出身贫苦，却不甘于命运，白手起家，年纪轻轻就挣了很多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但他看不惯当时英国社会“血汗工厂”的现实，把自己挣的钱，都投到美国，开办了一个新和谐村。

他想通过这个试验，来验证空想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可行性——一群人在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的情况下，能不能建设出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

我们知道，这个试验最后失败了，但欧文的精神赢得了尊敬。比起那些嘴上标榜“美丽新世界”，却“口是心非”者，欧文的精神力量熠熠生辉，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不例外。

当然，任何时代最伟大的人，都是那些最先醒来，为了内心的良知，放弃财富、权力，甚至舍弃了自由和生命，去践行内心深处信念的那种人。

他们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对道德与良知的实践。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政治领域，真正的智慧有且只有一种，那就是实践的智慧。

如果一个人所实践的，是能够拓展人类自由边界的信仰，那么，他就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今天，道德、良知越来越被污名化。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讨论的体面、无障碍，不得不用“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认知”来回避这个问题。

然而，认知是多变的，道德和良知才是恒定的。如果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财富、权力，或者是认知，而不是道德，人类早就被自己玩完了。

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坚定地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现象，政治的本质，是关于道德的“艺术”。

▍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与冲突？

每个关于精神力量的故事都很感人，最后的结论却很沉重——道德和良知，本来是人之为人的最低准则，事实上却成了最高的要求。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认知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最终汇总而成的，是不同的思想，以及对危机灾难不同的反思。

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场疫情让全世界为之变色，死神面前，我们束手无策。

早已习惯“理性认知改变世界”的精英们，在悲观和恐惧中，将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不得不转向问题的原点——人类为何始终摆脱不了战争、瘟疫和被奴役的宿命？

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医学家，夜以继日的研发战胜病毒的新疫苗，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精英们，却不约而同的开始思考后疫情时代的冲突与危机，以及哪一种秩序、哪一种思想将来会胜出。

历史又是何其的相似。

19世纪初，启蒙运动重镇的法国，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法兰西血流成河，拿破仑加冕称帝而结束。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保守主义思想——既反对传统社会的专制，更警惕现代性自身所携带的理性认知被滥用的基因。

20世纪，被称为灾难的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思想将世界搅的天翻地覆，五六十年代，人们刚从纳粹的魔掌中挣脱，却又被乌托邦主义所诱惑。诺克、柯克等保守主义思想家，在对灾难的反思中，赋予保守主义思想新的生命——丧失超验信仰的理性滥用，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后疫情时代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应对可能到来的冲突与危机？不绝于耳的反思、启蒙恐怕是无力且无效的。

对此，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说：21世纪，我们亟需用启示来取代启蒙。保守主义思想，或将重塑整个世界的思想版图，犹如整个20世纪，在抵御纳粹主义、乌托邦主义中胜出的保守主义一样，21世纪将要发生的，不过是历史主轴的再一次延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