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2020年终于过去，而人类还惊魂未定。2021年已经掀开新的一页，但也无法给予乐观预判。庚子将去，辛丑来临，令人不禁感慨。上上个庚子年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逃亡西安，国无宁日；上一个庚子年遍地饿殍，民不聊生。这个庚子年瘟疫肆虐，千百万生灵涂炭，世界不安。

在这庚辛交替之际，总得写几句话吧？提笔四顾，又不免茫然，写什么？看到案头的列奥.斯特劳斯，这是在书斋中结识的一位令人印象极深的政治哲学家，令我心头一动。斯特劳斯一生致力于研究“三大紧张”：古人与今人；哲学与诗；雅典与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研究的领域是雅典的，而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维度又是耶路撒冷的。所以，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张力，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

想起2019年， 我们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曾经专门组织过一场“两希文明之旅”，寻访了希腊和以色列两个国家。我们当然是希望给同行者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的全部精神成果，就是神性和人性的两极，或者说理性和启示两极，而雅典代表人类的理性精神，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启示和信仰。

而列奥.斯特劳斯给我的启示是，雅典和耶路撒冷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才是重点。雅典代表人类的理性精神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天启，表明人类精神中的唯灵主义和彼岸意识两者之间一直有很大的张力。人类精神往往在理性和神性之间摇摆。

而且从一个长时间的历史维度来看，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张力，似乎在决定着人类历史演进的方向。历史就像是一个钟摆，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两者之间摆动，也就是在神性和人性之间摆动，在理性和天启之间摆动，在哲学和神学之间摆动。可能正是雅耶的张力，或者说在雅耶之间的这种摆动，方才提升了人类的精神，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可不是吗？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人类生活在一千年的中世纪，毫无疑问，历史的钟摆在耶路撒冷一边。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这两位教父神学家，占据了中世纪精神的高度。他们都从雅典的哲学家那里找到思想源泉。

奥古斯丁秉承了柏拉图，发展出来基督教虔信主义，而托马斯阿奎那则传承了亚里士多德，发展出理性主义神学，用逻辑严格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其后的地理大发现和相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一次人性主义的高扬，历史的钟摆开始偏向雅典方向。再其后德国的宗教改革，钟摆又摆向耶路撒冷。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对人性高扬的一次矫正，他提出：唯独上帝，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努力恢复上帝的权威。而且新教对天主教的冲击，也为天主教的改革带来契机，耶稣会，方济各会，多名我会等新修会的出现，也为曾经腐败的罗马教廷带来生机。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一次大爆发，历史的钟摆再一次摆向雅典。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铺垫就是怀疑主义的兴起，怀疑精神是对信仰主义的一种解构，也是对马丁.路德“三个唯独”的精神突破，如果说宗教改革是对怀疑精神的否定，那么启蒙时代的怀疑精神就是对信仰主义的挑战。

我们再回到当下。庚子年表现出来的困境是全球性的，当下人类精神世界正面临的深刻挑战。最基本的有两点：

▍第一，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价值理性在逐渐丧失，凝聚人类公共性的精神价值趋于瓦解；

▍第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挑战，面临崩溃的危险。

先说第一条。

启蒙运动形成的价值伦理来源于信仰。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理性都由信仰直接定义。为什么人是自由的？因为上帝赐予了人精神自由、心灵自由；为什么人是平等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价值理性都是上帝直接赐予的。为什么这些价值理性是绝对的起点？因为我们信仰上帝，对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

但是，近年来西方白左横行，其标志就是动摇价值理性，否定价值理性背后的精神信仰，而无限制无条件地解释价值理性，把平等推到极限，把自由推到极限，把民主推到极限。在“政治正确”的口号之下，上帝的信仰被抛到九霄云外。

再说第二条。

所谓的二战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的国际秩序。包括世贸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开发银行，联合国人权组织等。我们知道，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也是推动全球化的基本力量。

现在，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世界人权组织，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面临严重信任危机，权威日益下降。在全球疫情不断恶化的背景之下，反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国际之间的贸易壁垒重新开始，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重新返回门罗主义。

如果我们把这些困境放在如前所述的雅耶紧张的分析框架中，显然，这是人类精神在偏离了耶路撒冷方向，是人类对上帝的悖逆，是人类对信仰的背弃和对神的僭越。

如此，出路何在？

我的结论：历史的钟摆需要再一次摆向耶路撒冷，人类需要重新聆听上帝的教诲，回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到《圣经》中去寻求智慧和答案。在庚辛交替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似乎有必要温习马丁.路德的名言：我只要感到时代惊人的断裂，就紧紧抱住我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