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圣经》》自成书以来，历经数千年历史，如今依然高居世界畅销书榜首。《圣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更是滋养着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

《圣经》的成书年代，历经1600年左右，共有超过40个作者。这些作者多为犹太人，其文化水平、身份地位和职业各有不同，其中有君王、先知、祭司、牧人、渔夫、医生等等。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不同的作者，所记录的信息竟出奇地一致。

《圣经》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因为《圣经》并不是出自人的思想、哲学或理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经由人的笔忠于圣灵的带领，忠实地记录下上帝的心意。

《圣经》对世界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历史上，《圣经》对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

早期的基督徒多是犹太人，犹太民族原有重视正规教育的悠久传统。耶稣又教训门徒和信徒：“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参《马太福音》28：20）早期基督徒对初进教会的人，会用一问一答的“教理问答”方式来教导他们，不论男女都要接受这种教导，时间长达二三年。

大约公元150年，殉道者查理士首先创建了正规的教理问答学校，一所在以弗所，另一所在罗马。虽然这些学校以传授基督教教义为重点，但也教授如数学和医学等学科。

在基督降生前的希腊罗马，只有来自社会上层的男童能接受教育，没有对女童的正规教育。早期基督教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背景的人都一视同仁，在男女同受教育上，也在罗马社会中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

公元四世纪左右，教区学校和主教制学校成立，在主教的管辖下，这些学校不仅教授基督教教义，也普遍讲授七艺──语言、修辞、逻辑、算数、音乐、几何和天文学。公元五世纪左右，又有修士和修女学校，一些女孩被送到女修道院学习艺术和文学，其中有些人留在修道院生活而成为修女。

中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宗教或政治层面，重视教会领袖与神职人员的训练超过普通个人；而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将焦点由神职人员转移到世俗人上，但多为上层社会子弟和社会菁英。16世纪的新教改革，也间接促成了普世教育的发展。

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惊讶于当时民众普遍缺乏知识的现象，以一系列的实际主张，推广普世教育。马丁路德告诫政府要强制孩子上学，敦促义务教育，建议国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并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学校系统，包括有两性参加的初级、中级学校及大学。路德的主要助手菲利普·梅兰希顿成功地游说了德国政府，实施第一个由国库基金支持的公立学校系统。路德被尊称为“德国的公立学校之父”。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领袖约翰·加尔文，也在瑞士提倡普世教育。他的日内瓦计划包含：在本国形成一个初级教育系统，包括阅读、写作、算数、语法和宗教科目，并建立中等教育。路德和加尔文的普世教育理念，根源于《圣经》的两个原则：上帝不偏待人（参《使徒行传》10：34），他盼望每个人都得拯救（参《约翰福音》3：16），因此，人人需要受教育。

如果回顾许多大学的过去，你可以发现它们都分别与教会相关联。当年哈佛、耶鲁、威廉、玛丽、达特默思等大学之创建，都是出于培养教牧人员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曾经担任美国第三所最老的大学，即耶鲁大学校长的威廉·莱尔普斯博士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有《圣经》的知识而无大学里的书本知识，比有大学里的书本知识而无《圣经》的知识，更有价值。”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那些持守《圣经》信仰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兴办教会学校，推动平民教育。

在当下，《圣经》中的教育理念，仍然深刻地指引着许多家庭。

对于《圣经》与科学之间的互动问题，很多人认为二者是水火不容、彼此排斥的。但事实上，历史上很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敬虔的基督徒，《圣经》向他们展示出上帝创造的伟大和恢弘。

1865年，英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名的关于宗教（专指基督教）与科学的宣言，现保存在牛津博德伦（Bodleian）图书馆，其宣言如下：

“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我们认为神的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就对《圣经》）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在不能不令我们为之痛惜。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是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该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

举凡历史上的基督徒科学家，不胜枚举。如牛顿曾说：“如同生来是瞎眼的人不了解光，我们无法明白神的智慧与全能。神的形像没有人看到、听到、接触到，更不是世上必朽坏的假神所能代表……我们只能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了解他，他仍在掌权，我们都在他的掌管下。

而假神没有掌管的权柄，没有永远的看顾，没有创世的起初，不过是虚无、有限，与大自然一样。……因着神的掌权，我们称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不过是有限与不完全。”牛顿死于1727年3月20日，他写下：“不管任何环境下，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与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

《圣经》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从某种角度而言，《圣经》自身也是伟大的文学著作，它的体裁涵盖书信、小说、历史、法律、预言、祷词、歌词、情歌、史诗等，可谓包罗万象，为后世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典范。

如果把《圣经》从文学中拿走，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丁尼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圣经》中的300多处经文。有人曾计算过，莎士比亚有500多个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查尔斯·狄更斯曾说：“《圣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

近现代作家中，比如我们熟知的C.S.路易斯，《圣经》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泉源。他的《纳尼亚传奇》、《四种爱》、《痛苦的奥秘》等著作，无一不反射出《圣经》真理的光芒。

海伦?凯勒女士，从小就忍受着聋盲哑的痛苦，但是她在逆境中努力勤奋，不但大学毕业，而且创造出鼓舞人心的作品。如《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等，读来令人倍感温暖。她是《圣经》的爱好者之一。

当《圣经》会送给她巨达20册的盲文《圣经》时，她回信说：“我坐在它们旁边，用手敬爱地抚摸着它们。四十年来我爱着上帝的话。我以特别感恩的心情摸着这宝贵的书页，好像它们就是我手中的杖，它在凄凉沮丧与灾祸的幽谷中支持着我，使我不致倾跌。是的，《圣经》——救主的教训——是领人出黑暗的唯一道路。”

在中国的作家中，也有很多深受《圣经》的影响，如冰心。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名言“有爱就有了一切”鼓舞了许多人。和很多中国无神论作家不同，冰心从出生开始，她的启蒙教育就与《圣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是因为上帝的信仰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圣经》的真理开始浸润她的写作。所以，我们读冰心的文学作品，总是能读到温暖和爱。

众所周知，《圣经》对世界艺术史的影响也是无远弗届。在历史上，许多艺术家以《圣经》为题材，创作出无数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例如米开朗基罗根据《圣经》中的创造论，创作出巨著《创造亚当》，恢弘的画面揭示出人与上帝相遇的美好。

再比如德国画家丢勒，人们对他的代表作《祈祷之手》印象深刻；伦勃朗的《浪子回家》，是根据《圣经》的四福音书创作的，画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出流浪在外的浪子回到父家的温馨。

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与《圣经》相关的绘画作品，它们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

值得感恩的是，中国的基督徒艺术家们，也深受《圣经》启发，创作出许多传递真善美的作品。例如基督徒艺术家旺忘望说：“我就是这么一个写写画画的人，学了那么多年的艺术，也是神给的恩赐，我很想用艺术语言把当下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

我不能丢弃艺术，这是神给我的使命。我只能做这个，别的也干不了。我们基督徒就是追求耶稣，耶稣言行是我们创作的依据。内心当中有这个标准，即使艺术语言千变万化，但方向不会变。我们的根和支柱点是基督精神，创作起来非常清晰。”

旺忘望把信仰和艺术巧妙地结合，用艺术语言表达信仰，传扬福音。他的作品离不开耶稣的形象，一系列的圣艺术作品就这样诞生了，如《擦肩而过》、《日光之下》、《时代》等作品，发人深省。

《圣经》中有大量的和音乐相关的元素，因此有人说基督教是音乐的宗教也颇有道理。《圣经·旧约》中所记载的古希伯来人本是喜好音乐的民族。由于其宗教传统禁止他们雕刻偶像、发展形体艺术，所以他们就把对艺术的爱好倾注到诗歌和音乐方面。

在《创世记》4章21节中记载了“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而《诗篇》、《雅歌》等原来就是歌曲，其中有些篇章记载了应该如何演唱，如《诗篇》中多篇卷首都注有“用丝弦的乐器”，“用吹的乐器”、“用迦特乐器”演奏等。

早期教会音乐的根源、形式和传统均可溯自犹太殿堂的敬拜，即希伯来犹太会堂中的颂词和诗歌。根据《圣经》的记载，音乐有其重要的作用；《哥林多后书》5章12-14节让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王的圣殿中，音乐占着极主要的部分。在《撒母耳记上》16章14-23节中，我们看见大卫弹琴抚平扫罗紧张不安的心情。

宗教改革使更多的音乐进入教会。马丁路德喜欢歌曲和音乐，他会作曲和弹古琵琶(吉他的前身)，他要会众都能参与在教会的音乐侍奉中。德国的赞美诗歌变得非常重要；马丁路德自己也写了一些曲子，最著名的是《千古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我们熟知的音乐史上的巨匠，如巴赫、亨德尔、莫扎特等，他们的音乐创作也都深受《圣经》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医院和红十字会的标志是个十字架。其实，追根溯源，《圣经》对人类的医疗和健康也有莫大的影响。

远古时代，犹太人在卫生条例和习惯方面远比外邦人进步；神借着律法的敬拜仪式启示他的百姓许多有关健康的原则。在《医学的故事》一书中，作者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写道：古老的希伯来医学有其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圣经》中的一些概念对团体卫生大有贡献。……在《利未记》中记载了有关身体洁净、营养与饮食、妇幼福祉等准则。一个人若相信真神就自然拒绝行使法术。

马可塔指出，中古世纪欧洲人面对麻疯病的威胁时，教会运用希伯来经文中所教导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基督徒得以作为桥梁，将神启示犹太人的准则用诸于世界其他地方。不幸的是，《圣经》中有关卫生的教导几世纪以来均不受到重视，以致人们的健康遭到了危害。

在福音书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处去医治病痛者；他按手在人们身上，他们就得医治。他甚至可“遥控”治病，他只要口出话语，在另外一处的人就得了医治(参太8章5-13节)。

基督所教导的信息因着他的医治而得以具体呈现给众人；每一次的医治都是一场精彩的布道，证明他是掌管病痛和死亡的主宰。他告诉我们去做同样的事——照顾贫苦生病的人。两千年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不断地照着他所说的去随从而行。

现代护士的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乃是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得到她事工的灵感。她非常的敬虔，虽然她的神学认知并不全然合乎正统；然而若没有基督的启发，她不可能完成她所做的一切。若没有基督，就没有南丁格尔。她对人类的健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下，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升，人们普遍感叹道德的滑坡，于是呼吁信仰的重建。

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人的道德之所以崩坏，是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犯罪任意而行。真正的信仰的重建，始于我们愿意接受基督的拯救，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并遵行《圣经》的教导，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圣经》给了世人所能知晓的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将无从知悉耶稣道德的完善，我们也无法获知这最精致的道德规范。确实，人类将从“各人任意而行”的景况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