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经济学之“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张维迎）

▍张维迎：作为经济学者，我当然承认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认为，理性是人类的希望。但我也越来越认识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理性可以解释均衡，但不能解释非均衡；理性可以解释许多常规的小决策，但无法解释非常规的大决策；理性能解释“遗传”，但不能解释“变异”。

比如，理性可以解释某种产品的价格如何随供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无法解释股票市场的崩溃；理性可以解释工人为什么愿意受资本家的“剥削”，但无法解释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为什么要彻底消灭“资本家阶级”，从而让大量工人失去就业的机会；理性可以解释交战双方（或多方）为什么会达成停战协议，但无法解释战争为什么发生；理性可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会失败，但无法解释希特勒当初为什么能上台；等等。

▍张维迎：结合哈耶克的知识论和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将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为四个陷阱：自负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这四个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生存，更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

无论是过去还是可以预料到的将来，它们不会被理性彻底战胜，也不会因为大多数定律被过滤掉。

▍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让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这一点。

▍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斯大林毫无准备，惊慌失措，苏联毫无还手之力，损失惨重，也是“致命的自负”所致。斯大林知道纳粹德国与苏联必有一战，但他认为苏联至少还有一年时间备战。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不会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与英国签订停战协定前就对苏联开战，是非理性的。

——赵晓评论：

理性人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学容纳了“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和“感性的理性（理查德·塞勒），从而进一步坚固了经济学的帝国，但事实上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意味着理性的不完全）以及灵性的（意味着人可以为了追求意义而非利益采取在他人看来完全非理性的行为）。

张维迎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这不仅在于他早年将现代企业理论、博弈论等前沿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大学教学，更难得的是他坚持追求真理和社会公义，坚持说真话，同时坚守保守主义的经济学道统（以亚当·斯密和奥地利学派为代表）。

而现在，他进一步走向了对“理性”的这一经济学的“日心说”的质疑与超越，实在是对经济学，也是对自我的极大突破。

他提出“非理性”的四个陷阱：自负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这非常有见地和启发。遗憾的是，他没有区分真信仰与假信仰，偶像崇拜和真理崇拜，也因此不能指出真信仰与真理崇拜对于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生命经济学之智慧、知识与谋略：三者岂可混淆？

智慧的希腊文是苏菲亚（sophia）。亚力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给“智慧”下定义是“一切有关人及上帝的知识与它们的始因。”

亚里斯多德认为：智慧是“追求至善的目的，应用至善的方法。”这显然是最崇高的智慧。

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最高的智慧并非出于人的思想，乃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及人与上帝的交通。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

希腊人与希伯来人都公认，人最高以及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自我；相反，不认识上帝的人也不能认识人本身，就没有智慧——不知彼岸、焉知此岸？没有镜子，何以自观？不知上帝之无限、全能、全知、全善，焉知人之有限、罪恶、污秽、败坏？

中国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老子就说“自知者明”。但人的自知，始于知祂——认识至高、独一的上帝！

知识──希腊文是格罗西斯（γν?σι?，英文gnosis），是属于有关实用方面的认识。这知识能够知道在任何的情况下怎样去做。这是在人生及智慧的事上的实际应用。

在希腊人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必需的──智慧，藉着与上帝交通，知道上帝深奥的事；知识，在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及各样事务上，把智慧实行出来。

哈佛大学最早的校徽上曾印着两本书，一本关闭，一本打开。打开的书意味着知识，是人可以习得的；关闭的书，意味着启示，唯有上帝才能向人揭开。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智慧、知识的区分以及谋略（stratgy）的界定、区分是非常模糊的。老子是思考终极问题的人，中国人崇尚老子的智慧。

但中国人也视明争暗斗的谋略为智慧，所以不是老子而是诸葛亮成了中国人“智慧的化身”，而《孙子兵法》、《鬼谷子》这样的兵法书，以及《智囊》（冯梦龙著）甚至《厚黑学》都被视为智慧书。

以现代科学的思维和划分来看，智慧是对上帝及人的本质的认识，存在于神学、宗教和哲学范畴；知识是对自然、经济、社会与人文的认识，存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范畴；谋略则属于人和人之间相处、相争的方法，存在于兵法、政治、商战以及管理的范畴。

灵修笔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中讲到先知。但有《圣经》学者认为，如果我们把“先知”译为“传道”，其意义会更加清楚。先知这一名称往往会使我们联想到“预言未来的事”。不过这字面的意义是“直言”远较“预言”为多。

先知，乃是一位亲近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人。因此他有双重的功能：他斥责警告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违反上帝的旨意；他劝告带领，指示上帝要他们走的道路。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将“使徒”放在教会职事的第一位。他说：“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林前12:28）。”

使徒，在教会中是最主要的人物。他们的权威不只是限于一个地方；他们不是驻堂的牧职；他们的委任是整个教会。何以如此？使徒，必须在耶稣活在世上时，曾与祂为伴，并见证祂的复活（徒1：22）。耶稣没有写下什么；祂把祂的讯息写在一些人的身上；这些人就是使徒。

人的一生不能给人真正的属灵权威，必须来自基督。有一次在礼拜结束时，有一个人对怀德（Alexander Whyte）说：“怀德博士，今天你所讲的道好像你是与主同在，从祂那里得来的。”怀德柔声地说：“或许真是这样。”一个从基督那里来的人，不论他属于哪一个宗派的教会，就有使徒性的权威。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中对爱的论述是新约中最被人喜欢的篇章。这里的爱，其实不是人的爱，而是上帝的圣爱（Agape）。希腊语中爱有四个词：agape（上帝之爱）、phileo（朋友之爱）、eros（情欲之爱）和astorgos（家人之爱），“上帝之爱（agape）”是人的罪性的本能不能自动认识更不能活出的爱，唯有基督将其启示并活出。

这爱，具有永存性，在一切人以为荣耀的事物消逝以后，爱依然屹立不动；这爱，具有完全性，要引领有限的人类，走向爱的本体——无限的上帝；这爱，具有伟大性，超过了信心和盼望——信心没有爱是冷酷的；希望没有爱是可怖的，唯有爱是点燃信心的火，是看见希望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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