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难的是什么？不是讲出深奥的大道理，而是活出来，即中国人崇尚的“知行合一”。

活出什么来？活出真善美来，用今天的话来说，活出更高的生命境界与文明层次来。

很多知识分子以及理想主义者会说、会写，高言大志，动辄建构这个主义、那个学说，但他们所说的，他们自己根本做不到甚至根本不去做，就如耶稣批评的“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路11:46）”

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在实践上也根本行不通，其“乌托邦理念”、“诗性自由”、“狂人妄想”付诸人类实践，其激进思想作为社会试验的结果，往往都是天下大乱。

在微信群的讨论中，朋友石讷对于文人臆想与实践的脱节有精辟的论述：

“庄子讴歌的自由，是相对于实证自由的诗性自由，这种自由是超离于资源约束的纯粹精神性的审美的任意状态。”

“诗性自由没有什么不好，它是心灵安顿的家园，是对生存焦虑的抚慰和补偿。弗洛伊德《艺术家与白日梦》讨论的就是这个现象。

我提出问题仅仅是，如果将诗性自由错置于经验世界而窜入实践领域，人类就会进入幻觉，发生乌托邦或疯狂的至少是一厢情愿的社会构建。它们头头是道而处处碰壁，灾难不胜枚举。”

“罗素在他的哲学史叙事中专门谈诗人拜伦，正是基于这个洞察。理性主义政治学家都是某种诗人，他们干错了行当。

近现代，他们被标志为‘左’、法西斯，他们更古老的溯源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诗人气质掩盖了一个低级的方法论错误。回到庄子，他流浪，丧妻，为老朋友惠施驱逐，是一位伟大诗人世俗经营的失败。”

历史上的红左曾带来极大的破坏（朱学勤教授曾从巴黎公社到中国文革进行过深刻的历史与思想总结），正在破坏、毁灭西方文明的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白左”运动，其所导演的则是新一轮由人的狂妄、疯狂、“致命的自负”驱动的人类悲剧。

相比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大师、革命领袖、历史名人，我所知道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最完美的典范只有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基督，活出了人间的真善美，带来了人类的美善文明。

“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14：9）”耶稣是上帝之子，他在世上活出了完美、荣耀的见证。

因此，人们要走向上帝，唯有透过耶稣十字架上的拯救；人们要认识上帝，唯有透过耶稣又真又活的启示（耶稣是上帝的像）；人们要活出上帝，唯有透过效仿耶稣的言与行。

同样，人们要让地上的文明得以提升、超拔，有天国的光辉，“在地如同在天”，也唯有耶稣这一条路。

耶稣之后，他的门徒们也都是努力知行合一、活出耶稣的真善美来，让自己成为世上的光与盐、成为表率。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5-16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又进一步清楚地强调：“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在腓立比书3章17节，保罗又说道：“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保罗不是说，你们效法耶稣吧，而是说“我效法耶稣，你们效法我”！这，太了不起了。

两军相遇，一军的官长说“弟兄们、给我上！”另一军的军官说：“弟兄们，跟我上！”谁胜谁负，不言而喻。

今天的人类文明，正是天国荣耀照亮的结果；虽然尘世间仍然充满罪恶，但天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临到，天国的子民遍满全地；更有天国的子民2000多年来的全力耕耘，人类才最终得以进入到有尊严、有人权、有平等和自由的现代文明社会。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孕育于新教改革的伦理资源；也就是说，基督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妈妈。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论证了美国的民主得益于美国的教会；也就是说，基督教是现代宪政文明的妈妈。

霍肯弟兄在《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中论证了现代企业管理来自于从欧洲到美洲的清教徒大移民运动，也就是说，基督教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妈妈。

傅峻在《西方文明的历程——从古罗马英国到美国独立战争》一书中论证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罗马时期基督化的英国；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人类文明的妈妈。

远志明在《宣教士》一片中论证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挖井人不是军人、不是商人、不是政客，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怀抱天国使命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给中国带来基督之爱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文明之光，中国最早的科技、医疗、教育、出版、慈善等等全都是源自传教士。

阿尔文·施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以社会学家的严谨，从生命尊严、性道德、妇女地位、慈善、医疗保健、教育、经济、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许多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督教渊源，彰明了基督教对人类文明各个层面的深刻影响。

从古到今，许多人都在说，更可怕的是不惜以理性的“致命的自负”行拆毁、破坏，但唯有耶稣为人类而死，唯有耶稣的门徒“因真理、以自由、而服务”，培育大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