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朋友圈，看到摄影家张羽弟兄发的一则信息：

这次阆中之行，是冲着剑桥七杰来的，但意外发现一位了不起的宣教士，华西地区第一所孤儿院创建者---贝永光。关于她的记载几乎为零，传说她不到20岁就来到阆中宣教，在一个叫千佛场的地方建立孤儿院。后病逝于此，墓地几度被毁，仅存墓碑。

看到照片上那块伤痕累累残损的墓碑，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

这是怎样一块墓碑啊！墓碑明显地断为两截，后又粘合起来，上面布满刀劈火烧的痕迹。碑文上的文字密密麻麻，漫漶不清。

努力辨认，可以看出碑文上有这样的文字：

其最足称者，则于传道之外，因见连年荒歉，被遗孤孩盈塞道路，教士于收养之余，建孩院一所。嗣因房舍难容，又于仪之大尼、阆之白庙各置房产一份，移孤孩居焉，并聘华执事助理。教士复时往看视，举凡理发垢、问饥寒、施医服药、涤脓挤溃，调护之殷，虽慈母保赤不是过也......教士于抚养之余，复课以技能，俾造成有用之才，期能服务教会，其爱人也若此。而自奉则非常俭约，布衣素食，与孤（儿）同寝处，共生活，其克己利人为何如乎。

这些晦涩的文言语句，记载了传教士贝永光建立孤儿院，含辛茹苦的收养、照料、教育孤儿的事迹。

我搜寻了好长时间，就像张羽弟兄所说，关于贝永光的文字记载极少。找了半天，才找到来自《四川基督教》的一则史料：

1904年, 澳大利亚女传教士贝永光来四川阆中县千佛场一带传教,当时常有女婴弃于路旁,或因家贫而被抛弃的女孩,她便将她们收养,办起福音女孤院。收容人数曾达二百多。收养的儿童以从事农业,纺纱等为主,还要学习文化和家事。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本阆中本土文史学者王萌编撰的一本书《守望吾土吾乡》。其中收录了王萌先生采写的一则口述历史资料《寻找贝永光》。为了还原贝永光的真实面貌，王萌先生于2008年至2009年走访了当地多位老人，其中有些老人亲眼见过贝永光。

2008年7月6日，在千佛镇曹家垭村一社，99岁的罗会芳老人回忆了当年贝永光给她治病的情景：

贝教士长的瘦高个，黄头发，蓝眼睛，她说的话我们勉强能听得懂，她对人嘛真的很好。

我很小时父母就过世了，是我们姐把我带大的。小时候，冬天里经常长冻疮，在我十多岁的那年冬天，左脚上长冻疮烂得都看得见骨头，后来她们把我背去找贝教士，是她亲手给我挤脓、上药、包扎，整了一两个月才治好。贝教士不但分文没取，还要喊我去读夜校，我天生就笨，读不走，上了三个晚上就没有再去了。

贝教士还在千佛场办了一个“孤孩院”。收养的都是女娃儿，连名字都是贝教士后来给她们取的。我的冻疮治好后去上夜自习，那时(办)有几个班，都是贫寒人家的娃儿，学文化的人很多，发的书也是贝教士带来的，不收费，可惜我没有学出来。

原阆中市狮子乡信用社主任张建赐的母亲就是贝永光当年收养的孤儿，他介绍了母亲当年的情况。

张建赐的母亲失去亲人后，被贝永光收养，为她取名黎恩临。她在孤儿院的学校里不仅学习文化，还学会了织毛衣。她成亲的时候，贝教士给她置了很多嫁妆，像单夹棉衣服、铺盖、柜子、箱子、洗脸架，就连张建赐出生后穿的毛线帽子袜子都备好了。张建赐记得有床羽绒被他一直用到五六十年代，卷起来装在一个包里背到城里去学习，好多人都还没见过呢。

贝教士说每个养大成人的孤儿，她都要像打发自己的女儿一样。我家三辈人信基督都不烧纸钱。我妈从1947年到1952年还专门进城到仁济医院帮人（做义工）。反正在千佛这一片，个个都说贝教士是好人。

茧丝绸公司退休职工彭泰山老人回忆说，从小就常听老人们讲，贝教士当年在千佛场传教，盖福音堂，建孤儿院，收养了很多孤儿，很了不起。他的父亲就是在贝教士的孤儿院中长大的。

贝教士是40多岁那年得“凉病”（伤寒）死的，就安葬在福音堂后面。三几年那次毁坟我不知道，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那一年，当地小学一位姓唐的带人砸碑毁坟，我是亲眼看到的。

王萌先生感慨地说：

当年贝永光传教士“奉主之召”，就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孤身一人，辗转荒野；就可以传播福音，筚路蓝缕，燃烧青春并奉献终身；就可以将素昧平生的无数弃婴收养，并哺养教化成人，且数十年如一日，这在物质已极充裕的今天，都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难得其解的事......今天我们应该以敬畏历史的态度，拭去浮尘，还原真实，重新记住这几乎被湮灭的名字。

一个为了照料中国孤儿而献出生命的人，她的坟墓竟然多次遭毁，墓碑也多次被推倒砸烂。所幸的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1947年立的这块墓碑，虽然上面伤痕累累。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林后3:3）

虽然有很多人想要毁掉传教士贝永光的墓碑，但淳朴的百姓却不会忘掉贝永光。她所传扬的舍己之爱，已经在一代代人心里刻下无法抹去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