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你的生命该向谁负责?


人类的奥秘就是关乎责任的奥秘。


这是捷克著名作家哈维尔的观点。1990年至1992年,哈维尔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最后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3年担任捷克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他在卸任后继续专注文学创作。


当选总统之前,哈维尔为了争取自由,曾三次入狱。


与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相似,哈维尔也是在监狱里回到上帝面前。


1979年夏天,在哈维尔第三次入狱后,他很快就发现,虽然自己已经习惯于肉体的痛苦,却为人为什么而活这个问题苦苦挣扎。


监狱里不允许写作,他藉着给妻子写的一封封信件,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他思考的核心是人的责任问题,一个人的生命最终该向谁负责?


1982年7月,哈维尔在给妻子奥尔嘉的信中写道:


多年以来,只要我一想到,或与人谈论责任这个话题,一个平凡生活中的实例就鲜活起来。有天晚上,我搭上一列电车的末节车厢,整个车厢空无一人,车费是一克朗,自行丢入一个箱子里,当时也没查票员......因此我可以选择要不要投钱。如果我不投,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可以见证我所做的不妥。因此我落入两难,不是我身上有没有钱,而是我要不要付钱?


在没有票务员的情况下,哈维尔对是否自觉投币产生了纠结。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投或者不投,本来没什么两难。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公交车还没有启动,司机没有在车上,有些乘客已经上了车。按照规定,乘客上车时要自动把一元硬币放到投币箱里。但在司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总是会有人对投币箱视若无睹,坦然地走到车厢里坐下来。


与哈维尔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对是否投币产生过纠结。


几天前,读到陈茉染姐妹写的《穷人日记》,她的丈夫不慎陷入网贷陷阱,致使全家背上一笔沉重债务。有一次,他们要去外地参加姐姐的婚礼,一路上的路费和住宿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在中转站换车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到达中转站后,可以直接进站,不用刷票,而到达目的地后也不需要刷票,可以走人工通道,因为人工通道的监管人员常常形同虚设,这下子就省了180元啊。心里面痒痒的,挣扎了一番,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那样不对。


面对这个逃票的机会,陈茉染和丈夫也产生了纠结,但有一种声音却警告他们:“那样不对”,而他们顺从了这一声音。

            

读到哈维尔的狱中书以后,美国作家葛尼斯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迫使哈维尔付了钱?为什么不付钱的行为会让他产生罪恶感?


也许会有人说,那只不过是良心在对他说话,但哈维尔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对着他的良心说话。


“那么,这个正在对我说话的到底是谁呢?是上帝吗?”

        

                     哈维尔在街头演讲


这封信发出去不久,哈维尔在一次审讯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说了违心的话。他为此深感不安。


哈维尔觉得违心之举辜负了自己做人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感不是来自家人和朋友,而是来自那个更高的存在:


人类的责任,就像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一样,就是对某种存在的责任。但是对什么负责?这个无所不在、全能而不可愚弄的权威是什么?祂究竟在何处......


在给奥尔嘉的信中他写道:


在我人生中,我首次站在----如果容许我做个比喻----直接站在上帝自己的书房里。在此之前,我从未如此直视过祂的脸,听到祂责备的声音近在耳旁;我从未在祂面前如此局促不安,感到如此卑微;我从未感到如此深的羞愧,或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话都那么不合时宜。


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第一次直面上帝。


哈维尔认识到自己眼前的上帝是“一个永恒的位格,祂透过自己使我也成为永恒。我与这个位格有完全的关系,祂直接对我说话,我愿意为祂做任何事。”


正是透过这位有着永恒“位格”的上帝,哈维尔找到自己在历史中位置。他明白了自己真正的责任是什么,明白了自己的生命最终该向谁负责。这种认识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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