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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能称得上社会的良心吗?


在很多人眼里,知识分子头上罩着耀眼的光辉。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是我儿时的理想。


报刊上或网络上,常常看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说法。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对史料的阅读和自己的切身感受,我越来越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正在读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巫宁坤的个人传记《一滴泪》,其中对知识分子在一次次运动中的记述让人触目惊心。


巫宁坤是江苏扬州人,生于1920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巫宁坤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1951年,他抱着建设新中国的憧憬,毅然回国担任燕京大学教授。他的同学李政道送他上邮轮时,他劝李政道也回去,李政道笑着拒绝了。


回国不久,巫宁坤就开始遭受政治运动冲击。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1961年6月因病危“保外就医”。“文化大革命”期间,巫宁坤又被关“牛棚”。1970年全家流放农村。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得以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


1991年,巫宁坤退休后定居美国,居住在老年公寓里。他有两句诗:“一室一厅藏拙处,三更三点忆旧时”,难掩对岁月的感伤。2019年8月10日,老先生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在这本自传中,巫宁坤记录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遭遇。其中最让人寒心的,就是来自同事们的攻击和陷害。


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以后,思想改造表现不佳的巫宁坤被分流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55年肃反运动中,巫宁坤被指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遭到审问和批斗。他的同事们不仅没有人为他辩护,反而纷纷检举揭发他的“反动”言论。


有一天,巫宁坤在家吃完午饭,去会议室参加斗争会。在路上遇见历史系谢教授。他五十来岁,长得胖乎乎,平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人称“欢喜佛”。巫宁坤冲他淡淡一笑,他却转过头去,加快了步子。


在斗争会上,第一个举手发言的就是这个谢教授。他怒气冲冲地冲着巫宁坤说:“你还有羞耻心没有?我问你,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没门儿!你和我一起喝过茶,谈论过历史问题,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1957年秋天,调到北京国际学院工作的巫宁坤再次遭遇反右运动。教师们忙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积极揭发检举其他教师。这一次,巫宁坤又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和批斗。他在公开和私下说过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他说的话,都被教授们作为批判的靶子。


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巫宁坤说什么“不自由,毋宁死”,称他这是用“用反动的美国口号进行煽动。


某天午休时间,巫宁坤用小推车推着孩子在校园里散步,碰到一个年长的女同事。没想到在批斗会上,这个女同事指控他满不在乎地推着孩子在校园里转悠,故意表示对运动的对抗。


在这次运动中,巫宁坤被开除公职,先是被押送到北京市劳动教养所,后来转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受难生涯。


在自己遭受迫害之前,刚刚回国的巫宁坤就看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遭遇。燕京大学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多年主持校政的陆志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首当其冲,遭到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巫宁坤在自传中写道:


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斥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讽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更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地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陆家有一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她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里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事后论功行赏,勇于揭批陆校长的教师得到了好处,然而真正让人敬佩的是陆校长家那个年近六旬的女佣。她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昧着良心出卖老校长。在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佣面前,那些学富五车却甘愿催眉折腰的知识分子不知是否感到羞愧?

        

                        巫宁坤先生晚年


文革时期,翻译家傅雷先生和妻子不堪迫害,双双自杀。他的同事、朋友、亲戚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料理后事。


这个时候,一个与傅雷一家素不相识的女青年找到殡仪馆,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把他们的骨灰领走保存下来。不仅如此,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女青年还勇敢地给周总理写信,为傅雷鸣不平。为此,还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差点打成反革命。


多年后,在给一个编辑的信中,江小燕表明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她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圣经》给她的行公义好怜悯的教导,她的父亲就曾多次为穷人募捐、买棺、成殓。“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与那些为了保全自身而甘愿出卖他人的知识分子相比,像江小燕这样坚守信仰和良知的普通人更称得上是社会的良心。


知识分子有专业知识,是社会重要人才。然而,如果让他们成为社会的良心,则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不要说像张载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真正宝贵的知识,不仅仅是专业技能,更能使生命品格得到造就。一个把个人利益得失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


这个世界的良心是那些甘心爱人如己、勇于坚持真理的人,是那些宁可融化自己、愿意作光作盐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什么阶层,是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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