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鲁迅先生寓居在北平绍兴会馆里，靠抄写古碑来消磨时光。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初中时读到《呐喊》时，这一段文字便深深印在一个少年的脑海里。

“铁屋子”是鲁迅对中国的比喻。他去日本留学，本来学的是医学，想要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然而有一次，他在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中看到麻木的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文艺救国的理想遭遇挫折以后，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寂寞，当他想要靠抄写古碑来麻醉自己的时候，《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金心异）来访，劝他重新打起笔来，他便发出关于“铁屋子”的著名议论。

但他在《新青年》的鼓励下，毕竟又拿起笔来。他虽然对现实充满绝望，但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他想要用手中的笔唤醒更多人的精神，来毁坏这间铁屋。

而今，100年的时光过去了，鲁迅先生的笔究竟唤醒了多少人？他所寄希望的未来，是否就如他所愿了呢？

当鲁迅先生活到今天，看到汽车从孩子身上碾过无人管，看到老人倒在路上没有扶，看到有人因为别人得了绝症而庆贺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是不是会陷入更深的绝望？

常常听到有人长叹一声，提起鲁迅先生当年关于“铁屋子”的比喻。与鲁迅的时代相比，国人的精神面貌又有什么改变呢？

与鲁迅的时代相比，中国的文艺可以说有了很大发展。虽然说几十年来并没有产生像鲁迅那样的巨匠，但总体而言，各种文艺体裁发展得更为成熟。还不用说，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也源源不断地翻译进来。

如果像鲁迅先生所想的那样，文艺可以改变人精神面貌的话，那么，中国的人精神面貌早就该焕然一新了。而实际情况呢？为什么人们生命的光景与鲁迅笔下铁屋子里人依然那样相似？

前天，读者北极星在《》中留言说：“思想家鲁迅描写的人性，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以后，到了当代社会，却一点也没有变化！让人不解。”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发达了，千千万万人依然像关在铁屋里的人一样麻木，在昏睡状态中渐入死灭？

或许，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面来审视生命的困境问题。

虽然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人的生命景况有很大的影响，但生命之所以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并非是社会或者文化，而是生命的罪性使然。

自从始祖背叛上帝，所有的人都被圈在罪里。每个人的罪性便是自己的铁屋和牢笼。因为牢不可破的铁屋，人们不仅生前难以获得自由，死后也会坠入更深的黑暗。

这铁屋不仅困住每个个体的生命，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也困住了祖祖辈辈中国人数千年的历史。

这铁屋是如此坚固，单凭人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打破，即使唤醒的人再多，也无法推翻这铁屋。

要摧毁这铁屋，只有寄希望外在的力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罪人而死，又在第三日复活。唯有祂死而复活的力量才能洞穿这铁屋。

人若不相信基督的救赎，相信祂死而复活的力量，便只能如关在牢笼里的死囚一样，在绝望中昏睡，在麻木中灭亡。

我们需要一种更大力量来唤醒人们灵魂，而不仅仅是唤醒人们的精神；我们需要一种更大的力量来推翻这矗立了数千年的铁屋子，不是依靠文化的力量，乃是要依靠福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