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人在网上呼吁，要求中国作家协会开除方方、张抗抗等作家。

方方回应说，中国作协这个会籍于我还真是可有可无。你们若能让中国作协开除我，我半点意见也没有。

这起风波让我想起金雁教授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在这本书的 《破解高尔基之谜》中，介绍了苏联作家协会成立的过程。

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统一体系的建立，在高尔基的倡议下，苏联决定成立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

高尔基说，俄国文化界人士有一种“自制力失控”综合症，他们一有缝隙就说不该说的话，有一点才华就喜欢闹独立。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人，喜欢强调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不依附于制度的传统。这些人需要在党的帮助下，才能从岔路上回到正路上来。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届作协大会，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提出来。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日丹诺夫发言说，苏维埃文学具有史无前例的优越性，应当少讲我们的缺点，不要让苏联的敌人借此来钻空子，所以在文学中一定要反映出“我胜敌败”的趋势。

这次会议以后，文学在苏联变成了政治工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宣传。任何背离中央精神的作家都会受到惩罚。索尔仁尼琴后来称这个协会为“帮凶的协会”，是“套住人们脖子”的“历史锁链”上的一环。

作协成立以后，又照着葫芦画瓢，接着成立了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所有社团都必须服从官方领导。

因为违背了苏共中央制定的创作方针，很多优秀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据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二十年间，受到迫害的作家至少达二千人以上。他们当中有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茨维塔耶娃、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等人。

迫害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1957年11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次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报》认为授奖是西方的“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日瓦戈医生》被《真理报》指为“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鉴于作者的“背叛行为”，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他的会籍。

1969年春天，索尔仁尼琴因为“不听话”，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得知这个消息后，索尔仁尼琴在公开信中称苏联作协是“一群瞎子给另一群瞎子当向导”。

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来自耶稣的话：“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太15:14）

如果一个作家的思考都要服从于权力，这样的作家还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以自己的心灵诚实面对现实，面对生命的奥秘。

                   前苏联作家利季娅        

女作家利季娅在她的《捍卫记忆》中写道：“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按编辑的要求，我多次让步，没在报刊上对读者倾吐我的肺腑之言，最重要的话！像所有苏联作家一样，我在书报审查所允许的范围内发表作品。在这个范围内文学家必定变成计算器。”

1974年，利季娅因为同情索尔仁尼琴等遭受批判的作家，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她气愤地写道，作家协会从来不保护自己的会员---召到作协是为了惩治他。

在《捍卫记忆》中，利季娅还记录了作家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主动退出作协的事。

1977年，弗拉基莫夫写信给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声明自己退出作家协会。他在信中说：

这就是荒谬的极限：写出的书没人读、卖不出去的作家掌握着拥有读者、书一出版就一抢而光的作家的命运。空话连篇的平庸作家塞满理事会、书记处和各委员会......我不为自己，而为被你们开除的所有人，处理的所有人，消灭和遗忘的所有人，尽管他们没有授权给我，但我想他们不会反对，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我觉得，少数有天才的优秀人才参加作家协会是偶然的和被迫的，我今天为离开作家协会向他们道歉。明天他们会明白，警钟对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每个人都应倾听警钟：在开除自己同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迫害者———尽管我们没有动手，但用自己的声誉、威望、沉默支持了你们。 

在前苏联，一个作家退出作家协会，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和饭碗。但仍然有这么多坚持良知的作家，宁可被作协开除，也要捍卫自己独立思考、诚实写作的权利。而像弗拉基莫夫这样的作家，为了声援那些遭到迫害的作家而主动退出作家协会，这样的行为尤为可贵。

就像弗拉基莫夫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等待作家协会开除他，而是主动把作家协会从自己的生活中开除。这显现了一个真正作家的骨气和勇气。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作家协会，取消其部级官方组织资格，转变成民间组织，不再拨付经费。

据说8000名作家联名上书，表示愿意为新政府建立新时期文学，不然将静坐绝食以示反抗。叶利钦对此回应说：“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