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慷慨的正义》中，提摩太.凯勒牧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耶鲁大学教授格罗斯在一个叫马萨葡萄园的岛屿做遗传性耳聋的研究时，发现这里每个人都会打手语。

在十七世纪，这个岛屿的欧洲移民都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地方，那里的遗传性耳聋的发病率非常高。因为马萨葡萄园岛的位置很闭塞，再加上本地人之间常年彼此通婚，岛上耳聋人口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就拿奇尔马克镇来说，到了十九世纪，这里的每二十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耳聋者。

在大多数社会中，身体有残疾的人都要被迫适应非残障人士的生活方式。然而在马萨葡萄园岛正好相反，这里的健康人都学会了适应耳聋者的生活方式。

格罗斯教授问岛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居民，有听力的人怎么看待那些耳聋的人。那个老人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特殊看待他们，他们就和其他每个人一样。”格罗斯又问：“这里每个人如何与耳聋者交谈呢？一定需要把话写下来吧？”老人回答说：“不用啊，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手语。”

因为岛上的所有人都会手语，所以耳聋的人可以正常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他们可以从事大都数行业，在社交活动中，没有一个耳聋者会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

对于健康人来说，他们的手语并不仅仅用在与耳聋者交流上。调皮的孩子会在老师的背后用手语彼此说话。站在岸边的人，可以用手语向海上的渔民传递信息。

想起我童年的村庄，也有几个耳聋者，但村里的人，却很少有人会打手语与他们交流。这些耳聋者生活孤僻，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小孩子看到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

藉着这个故事，凯勒牧师想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强者不应该觉得高人一等，而是愿意为弱者的缘故去承受劣势。当一个强者愿意为弱者承受劣势的时候，这就是施行公义。

提摩太.凯勒说，所谓“行义”，就是到那些失去平安的地方，去修复平安。在那里，一些弱者正从社会编织体中坠落，而重新编织健康秩序的方法就是，把你自己编织进去。

所谓“把自己编织进去”，就是献出自己的时间、财物、力量，将之注入到别人的生命和需要当中。“如果我们把金钱、时间和能力都留作己用，而不是用在我们邻舍的生命中，那么我们就算彼此确有接触，也不是编织在一起的，即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财力和情感上都是脱离的。”

凯勒牧师的说法让我想起电视上常见的慰问方式。官员或商人带着慰问品，在媒体簇拥下来到贫困家庭，只是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连穷苦人家的一杯水也不敢喝，就例行公事一样匆匆离去。

即使有这样的例行“慰问”，但两个阶层之间也是脱离的，不可能和谐地编织在一起。这样的“行义”只是表面文章，里面没有舍己的爱。

2013年7月25日，中新社发布了这样一个新闻。

一个偶然的场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忽然发现了身边2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剃光了头发。他询问之下得知，一个工作人员2岁的儿子帕特里克罹患了白血病，在治疗过程中掉光了头发。为了鼓励小男孩勇敢面对疾病，20多个同事都剔成了光头。

89岁的老布什一定要去看看小男孩，在见到小男孩之前，他出人意料地也剃了个大光头。

明清民国之际，许多来中国的西方传道士不仅学习中国语言，而且换上中国服装。有人甚至加入中国国籍，融入中国人当中。

1873年，出身于富裕种植园家庭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美国女子慕拉第来到山东宣教。慕拉第刚到山东时，穿着家乡的服装，很难接触到当地人。后来她就改穿中式服装，学习中国文化，很快赢得当地人的信任。

慕拉第在中国生活服侍四十年。1912年春，山东出现了大饥荒。慕拉第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救济灾民，自己却因为饥饿而昏倒，不幸离开人世。

慕拉第效法的就是基督之爱。祂贵为天上的王子，却取了最卑微之人的形象。为了救赎堕落的罪人，祂宁愿死在十字架上。

慕拉第死后，当地官民为她立了一块“女教士慕拉第遗爱碑”。她把自己的生命编织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让福音焕发出最美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