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周思聪先生的画，因此读了她的《与友人书》，从而对她的品格有了更多了解。

周思聪生于1939年，于1996年因病去世。她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创作了许多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水墨作品。吴冠中评价说：“她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的艺术和人品在中国都是一流的。”

周思聪与北京广播电台的马文蔚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两人通信达十几年。这些书信，被马文蔚细心保存下来，成了研究周思聪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通过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周思聪虽然成了国内外闻名的画家，却依然保持着一颗难得的赤子之心。

她正直、善良、率真、敢言。用郁风的话说：“（她）憎恶一切丑恶劣行，藐视一切浮华虚名，在违背正义良心的大事情上，即使众人皆然她也绝不低头。”

               周思聪（左）与友人马文蔚

周思聪不图虚名，对于新闻报道的浮夸风尤其反感。1979年，她创作的《人民与总理》获得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她的作品引起人们关注，新闻媒体纷纷前来采访。

周思聪在1981年3月24日的信中写道：

前天《北京晚报》两位记者来采访，被我拒绝了，他们不太高兴。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大约十天前，《人民日报》一位女记者到画院，先找刘迅（画院领导），刘迅让我“支持”她的工作。她要了解我的“成长过程”，我只得又背了一次。我劝她不要写文章发表，因为再客观也带宣传色彩。她说不让她发表，对她打击太大......我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形象一突出，就会面目可憎了。我愿永远混在众人之中。

在1982年8月15日的一封信中，周思聪写道：

他（《光明日报》记者）的报道令我失望。几乎没有一句是我的原话，虽然都用的引号，特别是最后我的“表态”，你一定看出那不会是我说的。

我们的记者身上有一种克服不掉的恶习，他们不大尊重被采访者，这是不自觉的，自己都克服不掉的习气，是我们的记者特有的，它充分体现了作为工具的顺服。那天他来采访时，我就提出一个要求：不要用他的话代替我的话，使人感到，要说什么都是你们早已想好的，只不过用用我的名字。他回答说：“怎么可能呢？要是那样，我就不必来采访了。”结果还是不出所料，有什么办法？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

尤其令周思聪不舒服的，是《人民日报》某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报告文学，题目是《向人类灵魂微笑》。她向马文蔚吐露了自己的烦恼：

这些天我都没画，画不下去。

《人民日报》记者XXX的报告文学打样寄来，就是我曾对你说过的那篇，看后心里很不舒服，她文章的题目叫《向人类灵魂微笑》，莫名其妙。

我不过画了两幅极平常的画，我的老师们、同事们、老同学和老朋友，包括你，凡是了解我的人，深知我的不足的人，都看得清楚，我不过刚刚迈了一小步，距离“向人类灵魂微笑”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哩。这种形容只会使人觉得滑稽。我极力说服她改掉这种句子，而她执意不肯，还极欣赏这种描写，说是她文章的独到之处。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教育背景的画家，周思聪对灵魂比较陌生，但她却知道自己不具备向人类灵魂微笑的能力。她在1984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说起“灵魂”，我曾经怀疑过自己的灵魂是低下的。后来我明白，我是被那些做出高尚样子的“君子”们迷惑了......

                          周思聪 小孔雀

在批评那些“君子”的同时，周思聪对一位基督徒表达了敬佩之情：

林巧稚是基督教徒，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又是真正的医学权威，在医学界威望极高。这不是靠树起来的，而是真才实学和人品使众人诚服。

周思聪喜欢读《简爱》，她在信中说：

为什么喜欢？当然不是因为它的文字技巧，或情节，你说了，它没有华丽的词藻，故事也是早就熟知的。为什么？因为心灵的共鸣。对，就是这个。我想你也是一样。一个近二百年前的信奉上帝的欧洲女子，同我们的感情共鸣。奇怪吗？一点也不。

周思聪在信件中时常提到“上帝”，称自己经历的某些事是上帝的安排。然而，她终究没有对上帝产生真实的信靠，当类风湿折磨得她痛苦难忍的时候，她不知道向这一位万物的主宰呼求，而是寻求气功师的治疗。她晚年的作品，透露出难言的凄清。

周思聪是中华民族非常难得的艺术家，可惜只活了短短的57岁。我想，若是她能感受到宇宙中那至高的爱，看到至高者对自己灵魂亲切的微笑，她的生命一定会得到安慰，她的作品更会拥有打动人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