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圣经在中国的翻译

作者/顾长声   责编：洪文

《圣经》是基督教的神圣经典，也是历史上流传最广泛的著作。《圣经》由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三种语言写成。为了能让中国各族人民透过本国本族的文字，能理解的语句，认识真神、认识罪恶、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审判、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经》的翻译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

您可以试想一下，我国的古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翻成英语该怎么说呢？如何表达诗句中的情感和韵味呢？即使专业的语言翻译者，也对这个问题头疼吧！一首古诗尚且如此，那《圣经》呢？如何准确的翻译出版一部符合原文的，又能适合中国最多数读者的中文圣经尤为重要！因此在中国，对于《圣经》的中文翻译要求极高：译者必须是虔诚的基督徒、必须接受严格的中文和外文的训练、必须熟悉经文和教会史、还必须摆脱世俗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控制，用纯洁的汉语进行翻译，统一对“宇宙主宰”的称呼，不受宗派影响。下面我们就翻开历史,看看《圣经》在我国的翻译之路。

今天我们来谈谈第一大点：圣经在中国的翻译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

公元635年，东方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西安传教并翻译圣经，时称“景教”。根据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其中有“真经”、“旧法”、“经留二十七部”和“翻经建寺”等语，证实在唐朝时已有翻译圣经之举，并有一部份译本出版与流传，但并非全译，当时的译本现已失传。

  元朝时，西欧天主教方济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据科维诺主教於1305年1月8日从北京寄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提到，“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但其未见流传。1370年时，在北京的信徒约有6万人。这时正值元朝灭亡，蒙古人撤回沙漠，明朝政府仇视一切元朝宠信的宗教，并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亦渐告瓦解消失。

  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

  18世纪初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设曾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这批译稿现存於英国伦敦博物馆，但是否为巴设所译，尚待考证。

 随着宗教改革浪潮的推动，新教教会分别出来，摆脱天主教教皇的管辖。基督教新教  传教士到19世纪初年才开始著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822年出现，译者是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称作“马士曼译本”。

  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他是在1807年抵达广州的，得到“大英圣书公会”的资助。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米怜合作下完成“旧约全书”之后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全部经典得以完整地呈现在中国人民眼前。

  1840年，由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联手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合作修订的“圣经中文译本”问世，史称“郭实腊译本”。

  太平天国初期采用的“新约全书”，就是郭实腊译本，定名为“救主耶稣新遗诏书”。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又出版了该译本的一部份旧约经书，在太平军辖区流传甚广。

  圣经的翻译工作到了1843年的8月，在华新教传教士与香港举行代表会议时，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根据以前译本重译圣经。不过，在重译的过程中，参与翻译的传教士内部发生了译名争执，其中意见最大的，是对宇宙主宰的中文译名究竟应该称“神”或称“上帝”，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无法取得一致，结果各不相让，分成两个翻译班子，各自为政，进行翻译。

  采用称“上帝”的班子，在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4年出版了“旧约全书”，由大英圣书公会发行，史称“委办译本”。

  随后，采用称“神”的班子，则在1863年出版了“神版”圣经全译本，史称“裨治文译本”。到1868年，由浸信会传教士高德主持的译经工作完成并出版，史称“高德译本”。

以上所有版本译文均采用古文，这就大大限制了读经的人群，使之未能广泛传播。

  但在“高德译本”出版之前，在1857年已出现第一部中文官话圣经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他请了一位南京人作助手，被称为“南京话版”圣经，但只有新约全书。

  再来看另一部中文官话圣经译本，是在1868年出版的北方官话版本，由美国传教士施约瑟主译，史称“施约瑟北方官话译本”。34年后，他又用浅文理法翻译圣经并出版，史称“施约瑟浅文理译本”。

  时间到了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就是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个寒暑的不懈努力，在1919年顺利出版（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

  上述译本出版后，外国在华差会曾公开表示∶希望这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盼望今后中国基督徒学者能肩负起翻译圣经的重任，出版一部符合原文的，又能适合中国最多数读者的中文圣经。

  60年之后，一部完全由中国基督徒学者合作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终於在香港出版。有五位基督徒学者参与翻译工作，可惜的是这个译本至今未能广泛流传。

  圣经中译是一项神圣的任务，译者首先必须是虔诚的基督徒；其次，他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中文和外国语（古希伯来文、古希腊文、德文、英文等）的训练；再次，他们必须熟悉经文和教会史；最后，他们必须摆脱世俗意识型态和偏见的控制，用纯洁的中文进行合作，统一对宇宙主宰的称呼，不受宗派影响(因为圣经中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翻译“圣经”决不允许参杂个人意见，必须按照正意翻译。分布在海内外的基督教界有识之士要捐弃成见，并集资成立中文圣经翻译基金会，探求青年基督徒献身於此事业，经过若干年的训练，然后合作著手翻译，并以中国基督徒捐献的款项，进行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是百年大计！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方言土语各具特色，为便于圣经真理传播，传教士们还曾致力於使用各种方言翻译圣经的工作，真可谓细致入微，功不可没！

  先以上海为例，上海方言译本有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最早的是1847年出版由麦都思翻译的 “约翰福音上海土白中文译本”。 1853年在伦敦出版了拉丁字母拼音译本。1870年出版了“新约全书上海土白中文译本”。旧约译本早在1854年只出版了“创世记”，直到53年后“旧约全书上海土白中文全译本” 才出版问世。

  再说说宁波，宁波土白译本最早出现的是1852年出版的新约中的“四福音书”。1868年出版了“新约全书”， “旧约全书”则是在1901年出版的。1923年修订译本问世，有宁波土白中文译本和拉丁字母拼音译本两种版本，以供不同人群阅读。

  除上海、宁波，还有苏州土白圣经译本、福州土白圣经译本、温州土白圣经译本、杭州土白圣经译本金华土白圣经译本、厦门土白译本、汕头土白译本、福州土白译本、广州土白译本和客家土白的圣经译本，这些译本都有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暂不一一介绍。

此外，尚有直隶、天津、胶东、山东、海南、建宁、汀州、兴化等土白圣经译本陆续出版。

  1965年在台湾出版了“客家土白约翰福音”，也是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对照的译本。台湾圣经公会从1965年至今，已先后出版5种台湾山地土白的圣经译本，为台湾的基督教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众多，传教士们还翻译出版多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年，已经出版了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俄文、藏缅文、藏汉文、傣文、花苗文、苗华文、黑苗文、僮族文、栗僳文、拉家文等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大部份是用传教士们创造设计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出版的。在原来没有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沿用着传教士创造的文字，从事文化学习和出版图书。

  圣经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可惜由於政治动乱等诸多原因，在国内已不能见到所有的版本，如今在美国纽约圣经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和香港等地还有珍藏。本文作者有幸曾在上海看到一部份译本；他在留美期间，曾到美国圣经会图书馆看到大部份珍藏，并为撰写相关论文，在该馆研究了三个多月，在访问过去曾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家里时，也曾亲睹他们的少量珍藏。

  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彰显了上帝对中国的大爱。他们翻译圣经，为的是能让中国各族人民透过本国本族的文字，能理解的语句，使读者认识真理，认识真神，认识罪恶，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将来的审判，更加能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的功绩，已载入史册，在地上必被世人纪念，在天上必得上帝赏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愿意参与到这项伟大的圣工中来呢？也许不久的将来，你将成为“圣经”翻译的领军人物呢！现在就好好预备心志，装备知识，等待上帝使用吧！

对《圣经》的翻译只是第一步，如何广泛的正确的传播，将成为传教士们一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