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荣教士丨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二)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荣教士自传


荣教士丨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二)

第五章 首次考验

初抵中国的的几个月,我是在上海附近沿长江的城市里,一个教会语言学校的女子分校中渡过的。一九三零年初,我与另一位宣教士被派到北方的山西省,我们在那里继续学中文,也开始在广大的乡镇地区从事福音工作。我何等喜爱跟着一位年长的宣教士旅行传道。路途很艰难,我们坐骡车所经过的路实在不能称之为路,每个地方停留几天或一周以上。停留的屋子充满了饥饿的虱、蝇、蚊等害虫。我喜欢见屋子充满了好奇的邻人,聆听年长的宣教士传讲神大爱的福音,我经历到从未有过的大喜乐。在一次聚会快结束时,有位老人家问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问题,他问道:[如果你们从没来过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从未听过福音怎么办呢?]这些话帮助我明白,任何时候停留在神所选定的正确地点是很重要的,免得有需要的人得不着应得的帮助。


不久大考验来临了。我还未到中国北部前,已常闹失眠,如今身处高地,失眠更加严重。年长宣教士为我担心,也为我祷告,但情况未见好转。最后上海的教会总部要我离开山西省,到山东省沿海的烟台市。


消息传来时,是我一生中感到最黑暗、可怕的日子;不是因为我必须离开所爱的地方和工作。乃是因为我信靠神的医治,衪却未答应。我不禁想道:[我是否该继续相信神?]这是仇敌最猛烈的攻击。此时圣经一句话临到我:[衪虽杀我,我仍要信靠衪。](伯十三:15)。心中存记神的话多么重要,在需要时圣灵可用以抵挡仇敌。我下决心照约伯所行的去行。每当我想到那天的危机,不禁恐惧战兢!为着神的保守我要赞美衪!在往后的岁月中,我多次向遭遇类似试炼的人作此见证。


去烟台服侍之前,我被送到上海的教会之家休息,并接受观察。最后医生告诉教会会长唐进贤牧师,我不适应中国的气候,最好回国去。但唐牧师不同意,用他浓厚的苏格兰腔调对我说:[神既然把你带到中国,不会让你绕个弯回家去。]所以他送我去气候很好,的滨海城市烟台市。这是一九三一年。


第六章 教师的侍奉

烟台的学校是戴德生创办的,专供宣教士的儿女们就读。总共有三间学校,一间是专供六至十岁的孩子就读的小学,还有一间男子学校和一间女子学校,教导这些孩子直到高中毕业,准备进入英国读大学。所有的老师都是宣教士。


此时刚好小学缺老师,所以要我去那里。我在家乡有教中学生的经验,但对教小学生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此外,我的心留在中国内陆,而非烟台,但我流泪告诉主愿意为祂作一切,我开始学习怎样教小孩子,常常从一班到另一班,观摩其他老师的教学法。


在烟台我们不但做教师,还要作母亲。那些孩子的父母都在遥远的内陆,一年一次甚至两、三年一次,在署假时来烟台探望孩子,或让孩子与他们共渡寒假。


我自己的童年实在满了喜乐,看见这一百多个孩子不能留在自己家中甚觉心疼。然而主提醒我这样的分离是为着祂和福音的缘故,我必须相信祂会弥补孩子和父母们所作的牺牲。这使我大大改变了态度。我只求主赐下祂的爱给我,使我能爱他们,帮助我尽所能的服侍他们。


神实在垂听了祷告,使我能在上课时维持严格的纪律。(他们实在需要,因为他们不是天使!)下课后,我像大姊般与他们一同游戏;当玩耍时间结束,我必须扮演教师兼母亲的角色,敦促他们按着作息表吃饭、洗澡、参加晚崇拜、准时上床睡觉。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神迹之一。我爱这些孩子、同事和这项事工,虽然我服侍得很辛苦、很吃力。带领孩子们归向耶稣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在他们的圣经后面常会看到这类的话:[某年某月某日,牧人归到这只小羊。]几乎所有的孩子在离开小学前,已有重生得救的明确经历,很少有例外。


在我内心深处仍然渴望直接在所爱的中国人中间作工,然而目前似乎不可能。教会答应尽可能让我回中国内陆。教学的十二年之间有两次几乎成行,但每次我都发现这样做会使别人为难,只好选择留在烟台。


留在烟台的这些年间,神大大的祝福我。在此我遇见了倪柝声弟兄,我们差不多同龄。我从他学会了不看自己的软弱,尤其是缺乏耐心,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得胜。罗马书第六章的荣耀真理,对我成为事实。有一次他来烟台(他不常来),我们有一个小聚会,最后倪弟兄这样祷告:[主!帮助我忠心到底。]当时他还不知道摆在前面的苦难,神果然垂听了他的祷告,帮助他跑完他的路程,荣耀地得胜到底!


在这当儿,我与伊莉莎白·费巴,(其中文姓氏为巴,荣教士称她为巴小姐),有更多来往,她是我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认识的。她当时属内地教会,以后成为倪柝声弟兄的同工。她行走在神里面,也在主里面说话。她说过的许多话深深影响着我的一生,她曾建议我要求神加添我对祂的渴慕,我存记在心并顺服。


她曾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讲论信心。她说:[我看见那里有一棵树。]他决不会说:[我用眼睛看见一棵树。]他当然是用眼睛去看。她说:[同样,我们所需要作的,就是注视神、仰望祂的应许,根本毋需管我们的信心(眼睛)。]这话实在使我大大蒙福,因我很容易看自己有无信心,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否大到足以让神作工,或者希望自己的信心更大一点等等。伊莉莎白的比喻解答了这一切问题。信心就是定睛在神身上,站在神的话语上,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我不再研究自己信心的大小,这种问题再也不会困扰我。


她还有其他很多的教导。她说:[我们一生可以也应该成为“渴慕的创造者”。]每当我想到伊莉莎白·费巴时,不能忘记她是那样地被神掌管,连平常的谈话都充满了安静的能力。


第七章 挽留期

在中国几乎难以过着平安无事的生活,军阀彼此互斗,连短暂停留山西省期间,也尝到逃避空袭的滋味。在烟台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山土匪最常给我们麻烦。有一个冬天,一艘船从上海载着一群刚会见父母要返回的孩子们,居然被海盗掳到遥远的南方巢穴里。留在烟台过冬的老师们一得知事情不对劲,(其中有两位老师随船护送孩童),立刻去祷告,直到心里确信神已垂听,才化祷告为赞美。不久我们得知神已行了神迹,所有的孩子们都安全返校。


三十年代末期,日本侵略中国时,烟台首当其冲,至终被占据。乡间常有轰炸及地雷,很不安全,我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学校范围内。日本人利用男生运动场为士兵操练场,随意进出学校和宿舍。虽然日本尚未向美国宣战,但他们有意为难我们。只有神天天保守我们,垂听祷告,供应所需。(孩子们学了何等宝贵的祷告功课!)通常是住在城市的中国朋友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来供应我们。


其时我们经历了许多神迹。三间学校共有三百多人,当食物和煤炭快用尽时,神及时供应,而且保守我们免受身体的伤害。有一次我们特别被允准带领孩子们到外面去,变换一下环境,那是一个礼拜六,孩子们兴奋得迫不及待。时候来到,却下了倾盆大雨,我们走不成。那天刚好我值勤,我还记得孩子们大失所望的表情,但没有听见一句怨言,他们反而认为这场雨必定有原因。果然如此!当天下午我们得知早上计划去的地方正好有轰炸。


接着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国与日本交战。在烟台的我们通通被拘禁起来。日本人把学校充作军事用途,我们被安置在城内的长老会差会有一年之久,接下来两年被拘留于潍县市郊,在烟台以南,仍属山东省。


战争一爆发,父亲打电报来催我回家,虽然当时要离开仍是可能的事,但我和其他的同事都知道我们当留下来,在此艰难情况下,仍继续教学工作。潍县的集中营,收容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总共有一千七百人,大部分是在中国北方作生意的人,我们这些宣教士和宣教士的孩子们共有三百人左右,也有一些人返国了。


我们拥挤在一个充满老鼠和臭虫的地方,食物短缺且拙劣。虽然我们不能与外界联系,但可以在某些限制底下进行聚会。藉着聚会和基督徒所作的得胜见证,神在许多原本冷谈甚至敌对的人心中作工。


兹举两个例子:[有一年轻的希腊人,好长一段时间抵挡主,最后在一个深夜里悔改得救,第二天他从高树上摔下来死了。当时他与一些人在摘取枯树枝以便生火,但他已预备好了;因着这件事主向许多人的心说话。还有一位年长的宣教士尚未重生得救,却在拘留期间找到基督作他的救主。]诚如诗篇七十六篇10节所说的:[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余怒你要禁止。]


第八章 得释放

在潍县拘留期间,我第一次与五旬节派的宣教士有接触。我和其他一些人早就十分饥渴,却不知道渴慕什么。当然我们好些年以来,已经听闻有关圣灵的浸,但不确定是否当追求此经验?或仅凭信接受,单纯地相信我们已得着了即可。当然我们有点恐惧,但心中仍然饥渴着。在拘留期间,我们几位几乎都确信灵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追求主,每时刻都在为生存而忙碌,每一位都有他或她的固定工作。每天花很长的时间排队等候分粮和煤炭。我们这些老师当然还要照顾孩子们。其时我并不知道有一天神会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追求,领受荣耀的灵浸。


终于释放的时间来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们看见一架美国飞机盘旋在上空,暗示着战争已经结束。然后飞机离开,七个人乘降落伞降落。被拘禁的人全体自动前去迎接这七个勇敢的士兵时,真是欣喜若狂,无视于面露恐惧之色的日本兵。我仍记得在困难的拘留期间,主赐下如此的恩典和平安,使我不太在意获释的事,这是我可以作见证的。


此后,美国的军机经常从日本的冲绳岛飞来,空降食物和衣服给我们,全部是美国配给的。我们所得的很丰富,常常彼此交换。有的人想多得一些咖啡,另外的人很想吃奶油等。我们必须再等待几个月,等船只安排妥当,才能各自返回不同的家乡。其时我们新的[卫兵们]很忠实地把我们被拘留期间外界所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详述给我们听。


当我们获释时,我负责带一些孩子回加拿大,三位回美国;其他回美国的孩子早已离开。我一共带着十五个孩子,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那里,或在中国西部、缅甸、印度或加拿大海关允不允许他们入境,我们只能祷告,整个处境又是一个看见天父施展大能的机会。


最后当我们要离开青岛(中国北部的沿海港口)之前,除了三个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加拿大人的孩子以外,其他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他们的父亲已是加拿大公民,但手边没有证件。当我们抵达上海停留数小时期间,碰到了在拘留时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位年长宣教士。这位亲爱的朋友自愿去荷兰领事馆跑一趟,看看能否帮这些孩子一点忙。当他向荷兰领事解释整个情形时,领事说:[我记得他们的父亲,廿年前在中国西部我给了他加拿大护照。]就这样三个孩子得着了所需的证件,我们就欢欢喜喜地上路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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